从通讯功能看道教科仪与易学象数之关系

道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科仪符号，其目的是什么呢?从最终的意义上说，这当然是为了消灾解难以致羽化登仙。尽管其间充案许许多多不合时宜的因素，但从符号功能学的角度看，却又具备了史料价值。具体而言，道门中人创造科仪符号，乃是为了与天地各界所谓“鬼神仙真”交通。如果我们把那些富有神秘意义的“鬼神仙真”也当作某种观念的符号，那么这种“交通”也就具备了“通讯”的特性，虽然古代的道门中人尚无当今的科学意义的“通讯”概念，但力图将某种信息散发出去或者接受过来这种情形却是确定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道教科仪当作一种独特的通讯语言看待。各种科仪元就是这种通讯语言的词汇，科仪体是词组，科仪群是句子或段落。构成科仪程序的原则便是它的语法。从这些层面，我们照样能够揭示出道教科仪与易学象数的内在关系。

要证明道教科仪的语言通讯特征，并且阐释它与易学象数的关联，有一个前提首先必须予以确认，这就是它的表意功能问题。任何一种语言都必须能够表意，即具备传达思想情感的功能。道教科仪是否具备表意特征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道教科仪是自然语言、心念意象、动作造型的混合编码，这三者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精神积淀品，故具备表意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事。

所谓“自然语言”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自然形成的社会成员间作为思想交流的可发声符号组合系统。道教科仪中常有“宿启”“诵经”等节目，其言辞都是以古代汉语写成的。因此，这具备自然语言特性是不言自明的。再说，科仪中的心念意象乃是行持科仪之人因祈祷等心理活动所造成的内在形象，它们是意念的产物，但归根结底却可以从外在世界中找到本原，故而在本质上也是赋子物象以某种代码意义。至于动作造型，那是服务于整个科仪目的的。诸如三跪九叩、化坛、烧香、捻香之类，作为个体都有一定的意指，合而成为程序，更是寄托了科仪行持之人的特定思想观念、悄感愿望等等。

有了交通对象又具备了表意功能，道教科仪的语言特征也就显示出来了。但是，这种语言又是如何成为“通讯手段”的呢?这牵涉到对通讯概念的理解。所谓“通讯”，，不同的学派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释。-般地说，通讯是一种行为。在这种行为中，信息的发出者按一定的代码，通过一定信息媒体，将该信息传达给信息的接受者。这个通讯定义包含着六大要素:(1)信息发出者;(2)语境;(3)信息;(4)信道;(5)代码;(6)信息接受者。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道教科仪不仅有实施的主体，而且有“交通对象”。如果把实施主体---科仪行持之人(操作者)当作信息发出者，那么其交通对象则可以相应地看作信息接受者;反过来，如果把交通对象看作是信息发出者，则科仪行持之人(操作者)又可以看作是信息接受者。而中的四个要素，最重要的是信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道教科仪的信息性作一番侧重的考察。

由于道教科仅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的，这必然会具备信息性。因为符号是意义的代表，它与意义不可分割地处于统一体中。符导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信息。根据文字学的会意法，我们知道所谓“信”乃是由“人”与“言”的组合，故“信”可以理解为人之言。而“息”字则可以理解为发言者心灵的表达。科仪行持之人选择一定的符号传达心声，这就形成了独特的道教科仪信息。

事实上，道门中人对于科仪的传讯功能是有自觉认识的。如科仪中的种种法器供品往往被看成传递信息的工具。譬如说“符节”便被当作“信”的象征。符节古已有之。《说文解字》称:“节，信也。”《周礼·地官·掌节》云:“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被当作信物的“节”在中国古代不仅有专人掌管，而且有品位之分。据说，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这种以“节”为信物的传统在道教中得到了继承。《太平御览》卷六七五引《列仙传》云:“先道有三十七种之节，以给仙人。”在科仪举行过程中，“节”被悬挂于杆上，作为交通的符信。这有点像今日电视机的接收天线装置。再如玉璧，在道教科仪中也是一种镇坛传信的法器。《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一五称:玉璧“各径二寸四分，厚二分，圆形，虚中。法曰:玉者，纯阳之精，正洁之物，可以盟感上真，故以为信。”道经中所讲的“信”虽然是作为信物来使用的，但它是象征，而象征即有代码功能，可传达信息。像“节”“玉檗”之类在道教科仪中使用不少，它们在裔坛上的悬挂或安置，组合成一定的信息传递程序。

当然，在道教科仪中更具有信息特征的是那些文书之类东西。如“关牒”，这是付给神司的一种文书。道教认为神界也如人间一样，设立种种办事机构，如都城隍、州城、县城隍等等。要举行科仪，必须向城隐神奉上文书，以示开通。另外，像章奏之类在科仪中也经常使用。若举行大型斋醮法事，章奏甚至是必用的。章奏本是世俗文书，道教仿效之，以为向神谢恩，陈述情状的文书。《老君音诵诚经》云:“一心章表，可得感切。”“若过一事不尽，意不实，心不信，章奏何解!”这种运用世俗的通讯形式向神申明科仪内容的法度，表明道教把神仙圣界看如世俗官府一般，可通过投递文书或“直接”上堂陈述。可见，关牒、章奏之类是被赋予信息性的。尽管发送关牒、章奏之类是一种带有模拟特色的科仪元，但却反映了道教科仪的通讯观念。那么，道教科仪中的种种“信息”又是怎样传递的呢?这有许多情况必须分别说明。由于古代的条件限制，那时还不可能想到用无线电来进行联络;不过，道门自有道门的信息传递办法。很早的时候，古人曾经通过邮驿来传送信件或公文军令，这种形式也被道教科仪所借用。道教举办外斋类科仪，要设立“四驿”这是仿照世间邮驿而建造的四座驿站，即蛟龙驿、金龙驿、风火驿、金马驿。每座驿站内都设有状如力士的神吏，手持黄色令旗。道门中人行仪作法时，据说可以书符相召，让这些神吏来传送符檄、表申之类。另一种传送信息的使者是所谓“直符”神。道教认为，一日十二时辰，每一个时辰都有直符神吏“值班”;举行科仪时亦可依时辰不同而向相关的直符神发出邀召之符令。这样，直符神便可将有关表申送往仙真圣界，以便及时沟通处理。这种通过驿站神吏或十二时辰直符神来传送信息的方式主要运用于外斋类科仪中，尤其是大型斋醮法事中。至于内斋，由于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其邮驿或直符是通过存想实现的。虽然并不像外高法式要设立有形邮驿，但传递信息的通道或媒介还是有的，只不过这是一种心理意象而已。裔人在内心上存想，信息便随着其心理设定的“邮释”而传送出去，或传递回来。总之，道教科仪的信息交流尽管只是一种宗教的心灵境界，但却构想了一个“通讯模式”。抛开那些神秘性的外壳和糟粕性内容，可以发现那种沟通人与外界事物的企图。道教科仪所具有的“通讯模式”虽然尚无现代物理学的意义，但对于心理学的语言通讯研究却具有独特的价值。

不过，假如进一步稽考，那就能够显示，道教科仪的通讯观念其实也以易学的符号理念为基础。虽然，在总体上，道科仪包容了许多易学所没有的内涵，但其符导代码及其人与它者的沟通思想却是出自易学的。首先，易学卦象所具备的符号代码性质早已为许多学者所认可。每一个卦甚至每一个交都携带着相对独立的信息，但它们组合起来的时候，便意味着孤立的信息因素的有效意义。从最初的使用形态讲，易学的卜筮已经蕴含着信息由此及彼的传递，因为卜筮是力图从一种已知的存在获得未知存在状态的门径。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将信息传达到人之外的沟通对象的环节。在古人的心目中，卦象是用来回答占间情形的一种昭示。既然有占问就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什么呢?从前人的种种描述可知，就是以“天”为总代表的一种“存在”。这个天在易学中是复杂的概念，有时“天”具有自然属性，有时却又具备超人的神秘性。不论“天”具备哪一种属性，既然卜筮者把“天”作为一个对象，这在观念上便意味着沟通的企图。不管这种沟通在操作者心目中是“实在”的还是“假设”的，其观念总是存在的。这一点与道教科仪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易学中的卜筮与道教科仪一样，本有一种沟通对象。这就存在着企图通讯的前提。其次，卜筮的过程既是发出信息与获取信息的过程。因为前来占问者，必须提供一些基本情况，诸如出生年月、地点以及希望了解的问题等等，将这些内容通过筑法的操作而代人卦象符号，从而提取了某卦的卦辞与爻辞。这些卦爻辞便是一般性信息，卜筮者根据所得卦交辞进行一番读解，这实际上就是力图使一般性信息化为具体信息。如果说，道教科仪在信息处理上是以“发出”为主，那么，易学的卜筮则以获取信息为主。甚至可以说，获取某种信息乃是易学卜筮的实际目的。尽管信息处理上存在着差别，但在信息交通的特质上两者却又是一致的。复次，易学的信息处理模式。汉代以来，人们更加注意时空的对应性，这就使其符号描述更具有确定性。例如十二消息卦与十二个月的配合、月体变化与干支卦象的配合都显示了时空的确定意义。这在古代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无疑具有了重要影响。道教科仪承此符号描述形式，其建构者力图通过科仪步骤的实施而在一定的时空中获取某种有益生存的信息，这正是易学时空与卦象符号对应与感通思想的发展与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