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张家山简《盖庐》中的兵阴阳之术

《越绝书·记军气》以及张家山汉简《盖庐》篇的兵阴阳色彩,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兵阴阳理论在先秦吴越军事史上的地位。吴越是春秋后期长期争霸的国家,兵革屡兴,战争频繁。由于强兵争霸的时代背景,促使这两国都非常重视军事理论的探索,因而这一地区的兵家之学非常盛行。在吴国,兵家人物以伍子胥(《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五子胥》八篇,兵家有《五子胥》十篇)与孙武(《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最为著名;在越国,则有计然,范蠡(《汉志》兵家有《范蠡》两篇)、文种(《汉志》兵家有《大夫种》两篇)等人,可惜这些军事著作中除了《孙子兵法》十三篇之外,其他均未能够保存下来,影响了人们对于吴越军事思想的认识。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帛书《黄帝书》,其内容属于黄老学说,但却与《国语·越语下》中所记载的范蠡思想以及楚人著作《冠子》密切相关,这使学者们认识到,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家,实际上与楚文化与吴越文化息息相关。联系到张家山竹简《盖庐》及《越绝书·记军气》等材料,吴越等地的军事思想面貌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这些吴越的军事著作中，《孙子兵法》那种高屋建瓴的战略文化与超凡脱俗的圣者意境显得独树一帜,这一思想可能与齐地的兵学理论关系更为密切。

至于《盖庐》与《记军气》,则多是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而对一些作战原则的总结,不具备《孙子兵法》的那种高远意境,但是伍子胥的军事思想也仍然与《孙子兵法》有很密切的关系,如《盖庐》中所说的“四时五行,以更相攻”、“星辰日月,更胜为右,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就与《孙子兵法》中的“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的论述大体--致;《盖庐》中所说的“毋要堤堤之期,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显然也是脱胎于《孙子兵法》的“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军争》篇)并且有所发展,至于《盖庐》所论的行军用兵之法、判断敌情之法以及御敌之术等方面也多与《孙子兵法》有相通之处,对此田旭东先生的《新公布的竹简兵书--(盖庐〉》一文中已经有很好的阐述,兹不赘言。伍子胥与孙武同事吴王间,相传孙武本人尚为伍子胥所荐(见《吴越春秋》卷二《阎闾内传》第四),两人的军事思想因相互影响而有共通之处是很自然的事。值得重视的是伍子胥的军事思想也与范蠡有许多共通之处范蠡的军事著作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从《国语·越语下》所载的范蠡言论来看,范蠡的思想也与伍子胥有许多相同之处。

范的议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时”或“天时"的强调。范蠡认为:天时未至,不能轻举妄动;而天时已到,则一定要努力把握。获得了天时,就意味着可以成功;而一旦失去了天时,则要遭受灾祸。范蠡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子不取,反为之灾”“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得时不成反受其殃”、“上帝不考,时反是守”等等,可见天时在范蠡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伍子胥也十分重视天时的作用,在《盖庐》中,伍子胥亦认为:“循天之时,逆之有祸,顺之有福”,“凡用兵之谋,必得天时,王名可成,妖孽不来”。对于何谓天时,伍子胥还解释说:“九野为兵,九州为粮,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圆,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立为四时,分为五行,顺者昌,逆者亡,此天之时也。”这种重视天时的态度与范蠡如出一辙。另外,范蠡与伍子胥的军事思想都有很浓厚的兵阴阳倾向。范蠡认为“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并具体阐述说:“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国。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这与伍子胥的“天为父,地为母,三辰为纲,列星为纪维斗为击,转动更始",“凡攻之道,德义是守,星辰日月,更胜为右。四时五行,周而更始”的论述显然也是相一致的，盖庐》及《越绝书·记军气》中对阴阳数术、占云望气的重视,实际上正是与楚及吴越等地军事思想中的兵阴阳倾向密切相关的。总之，越绝书·望军气》使我们看到了占测军气之术在吴越地区的盛行。《望军气》与张家山汉简《盖庐》的相关理论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推测这一兵阴阳思想可能与伍子胥的军事思想相关。而且这种重视兵阴阳学说的军事思想在东周时期的楚及吴越地区非常盛行,有着很强的地域特色。研究先秦时期的军事思想,应该重视吴越地区的独特作用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