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派以事物的规律性解释易理，而心学派则以人心活动的准则解释易理

朱熹继承程颐说，以;道为阴阳之所以然，道为形而上，阴阳为形而下，认为周敦颐说的“无极而太极”，无极指太极之理无有形迹,故其为形而上的道。陆氏反对此说，认为太极之上不应再加”无极”二字，以无饭解释太极乃老氏之学。凡无形体者皆可称为形而上，阴阳无形体，亦可称为形而上。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同上）意谓阴阳已是形而上者，太极之理为形而上，更是如此，无须再以“无极”明之。其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解释，不以道为阴阳之所以然,而是以其为阴阳变易的过程和法则，此过程和法则无有形体，故为形而上。陆氏此说的目的在于闸发程额的“道亦器，器亦道”说，不以无形之道为独立 自存的理世界，同其“此理充塞宇宙”，不分天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

此理塞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趋向,别有规模,別有形迹，別有行业，別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为之陷溺，为之窠臼，说即是邪说，见即是邪见。（《全集•语录》）

是说，日常应事接物，皆道之所在，因为“此理基宇街〝，不分上下,故道不腐,事外无道，离步讲;道或离道行事，不是异端，便是邪说。异端，指俄道二数，肉事求道;邪说,指功利学派，以事为道。可以看出,由于陆氏主张心即理，理根于心,其发则充塞宇宙，人心即天理,故不区分两个世界。此和观点，并非主张道依赖于器,而指以人心统贯道和器，此亦是心学派易学哲学的特征之一。此种观点，亦表现在理欲之辦中。他说：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天理人欲之言，盖出于乐记之言，亦根于老氏。且如专言静是天性，则动独不是天性耶？书云人心惟危，道心为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日惟危，自道而言则日惟微。周念作狂，克念作圣,非危乎？无声无臭，无形无体，非微乎？（《全集•语录》）

陆氏认为，《礼记 •乐记》区分天理和人欲,出于老子学说，即以静为人的天性,以感物而动为人欲,将天人对立起来,此是“裂天人而为二”(同上）。“解者”，指程朱学派，以《大禹谟》说的“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罔念作狂”两句，本于《周书•多方》。“无声无臭”，本于《诗 •大雅•文王》。陆九洲不赞成程朱派以天理、人欲解释道心和人心。认为人心和道心不容对立，即“心一也,安有二心”，此心无人欲之私即是天理。所谓“人心惟危”，“危”，谓人心可以为狂,亦可以为圣,应加警惕，人心不就是人欲。他从天人一本出发,主张心即理,故不以天理为脱离人心而存在于形而上的世界,此亦是心学和理学区别之一。

总起来说，理学派以事物的规律性解释易理，而心学派则以人心活动的准则解释易理。前者以天理为事物之所以然,居于形而上的世界,实际上将事物的概念视为独立自存的实体，以个体事物为概念的现实化，走上客观唯心主义。后者以天理为主观的原则，基于人心，充塞宇宙,实际上将个人的精神，特别是道德意识视为宇宙的原理,则走上主观唯心主义。陆九渊的易学及其哲学就是心学派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