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先哲把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当作为学为道和致知的最高目的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丰富的朴素辦证法思想。一方面，各个具体的思维方式都贯穿了不同程度的辦证法;另一方面，各个具体的思维方式之间，也体现了辩证法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的思维的普遍联系的客观辩证法。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和核心，其思维的目的是穷究“天人之际”。而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辅翼，其思维目的是通“古今之变”。中国的先哲正是把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当作为学为道和致知的最高目的。可见这两种思维方式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不可或缺的。至于寓理于事的形象思维和内省顿悟的直觉思维，则是整体思维的两种重要手段，前者用于“察道”，后者用于“体道”。两者都是整体思维方式的重要补充。

构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各种具体思维方式，由于思维偏向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正是这种联系，才得以形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这个与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的有机体。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这种必然性做进一步解剖。

首先，我们在前面分章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各个侧面即各具体思维方式的特殊矛盾进行分析论证，是为了论达的方便，从逻辑上进行的分析性概括。而事实上，它们的客观现实基础和本体只有一个，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在世界东方这块特珠的天壤上生长起来的思维大树上的不同颜色的花。它们是在同样的日光、空气水和养分的照耀下、灌溉下生长起来的。所以，这些具体思维形式之间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紧密关联。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深刻的内在条件下，能够从其中的任何一方面推导出其他的侧面来。

比如，从整体思维、循环思维、直觉思维来看，一方面，整体思维可以诱发循环思维。中国古代素把天、地、人看作一种和谐一致的整体、系统。儒家的立天、立地、立人之道是一种系统论，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种系统论，整个中国哲学把“究天人之际”作为为学的根本。可见整体观、系统观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思维特征之一。这种系统本身是至高无上、大于一切的。但

这是一种封闭的、要求内在秩序的系统，组成这个系统的诸要素是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皇帝主辛着百姓，但他得听命于天，而天又得听听百姓的意见。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此。同时，在“人”这个小系统内部，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观念都有 自己位置，君豆父子都有特定的规矩和范围。这就构成一种循环，从而形成一种循环的系统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整体思维又与直觉方法相关，直觉思维与循环变易思维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直觉观、直觉思维方式因直接导致了循环变易观及其思维方式之果;循环思维方式又是直觉对象天赋的一种内在本质。

从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来看，直觉思维是形象思维的潜在状态，形象思维是直觉思维的显状或外在延伸。直觉需要借助于形象，而形象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直觉思维，或者可以激发直觉思维。

从形象思维、整体思维和循环思维来看，整体平衡观，循环变易观及其内在规范的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形象思维的结果。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过程及其结果都是以“象”为手段，进行比喻，内省、直观、类比外推，如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忽而行，则求仁莫近焉”等都是形象思维的表现形式。

四种思维方式相互关联 、制约和补充，结合成最具中国特色的完整的传统思维系统。它包含着现代思维的各种胚胎和萌芽，是走向科学的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与理论思维辩证结合的现代思维的重要基石。

其次，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中国文化特殊的社会历史地理背景，形成了源远流长、蔚为壮观的《易》文化传统。而我们讨论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又都包含在作为思维方式的源头——《周易》之中。与此相联系，它与中国文化生存发展的特定文化地理氛围相互作用，使它所奠定的这种文化基因得以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发酵成蔚为大观、良莠并存而具有强大凝聚力、同化力的中华民族的《易》文化传统。因此，由孔子晚而喜《易》以至“韦编三绝”始，儒、道、释从各自特定的立场有选择地吸收，改造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原型的不同方面，共同汇聚成中国思维方式发展的历史长河，形成了我们历史中政治、经济区文化的特有风貌。

正是这种相互杂糅、良莠并存的思维方式，给我们民族以二重的影响，也增加了我们清理、改造传统思维方式的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