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易学流变：汉魏之际的易学发展趋势
汉立五经博士，起到规范儒家经典研究的作用。对五经的解释都出于儒家学派，易学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至汉代，孔子开创的对《周易》重在从思想内容上进行研究面不是将之用于卜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学术界一直处于绝对少数，却因为统治者尊崇儒学而成为官方学说。最初设立的易学博士分为施、孟、梁丘三家，此三家易说的创始人施仇、孟喜、梁丘贺都是丁宽的弟子田王孙的弟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汉书·外戚传》才称丁宽为“易祖师”。从孔子至田何之间的易学传承体系史书存在两种记载。一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商、桥庇子庸、轩子弓、周丑子家、孙虞子乘、田何;另一种是《汉书·林传》，孔子、商瞿、轩臂子弓、矫子庸疵、周子家竖、光子乘羽、田何。而丁宽是田何的传人，可见汉代最初立于学官的三家易都可以追溯到孔子，最初应该保持着儒家的传统。
后立于学官的京氏易与上述三家不同。据《汉书·传》:“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汉书·京房传》说京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可见，焦延寿传给京房的易确实不是出自儒家学派的学说，而是当时居于易学多数派但却是非官方学说的卜筮学说的一种。梁丘贺的再传弟子五鹿充宗“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焦延寿与京房冒称所习易说得自孟喜，不外是因为当时卜一派的学说处于非官方学说的地位，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掩饰自己的出处，以达到立于学官的目的，也就是希望可以成为官方正统学说，得到统治者的任用。从京氏易后来立于学官来看，他们确曾以这种方式达到其目的了。
除上述两派易学流派之外，西汉时又出现一种新兴的学说，这也就是费氏易与高氏易。
据《汉书·艺文志》，费直“无章句、徒以《象》《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费直所据以解经的是孔子所作的《十翼》，其学说当本于偶家学说，本应该持“善为易者不占”的家传统观点。可是据《汉书·儒林传》，费直又“长于卦”，高相“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他们又都长于卜，显然，这一派的特点是，一方面尊重家对《周易》的具体解说，但另一方面也赞同易为卜之书的多数派观点。在学者重师法的西汉时代，他们不得立于学官，当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的家学说有所改造的原因。
这一派易学者与儒家正统易学家的区别除了以易为卜之书以外，还有点就是在治学方法上无章句之学。《汉书·艺文志》:
《易传》
周氏二篇 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杨氏二篇 名何，字叔元。
蔡公二篇 卫人，事周王孙。
王氏二篇 名同。
丁氏八篇 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章句》
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汉书·儒林传》称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可见，所谓《易传》条目下所列各家，都是各家章句面已。除丁宽之外，其余章句都是分为二篇，参之《隋书·经志》有“《周易》八卷”，注中说是“孟喜章句”，《汉书·儒林传》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有《易传》数”，可知，所谓二篇，是因为讲《周易》上下经所作的解说，其实卷数并不止为二。《新唐书·艺文志》:“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傅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论阙，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是《周易》虽未经杂火，受汉初学风影响，列于学官的施、孟、梁丘三家也都是章句之学，此派易学家都著有章句，这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各家《易传》。
费、高二家说易虽承认《周易》是卜之书，但其应用《周易》于卜实践时却有着与传统方法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汉书·林传》所说的“徒以《象》《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他们承认孔子为《周易》作的传是正确的，但却将之用于占卜，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占卜实践中，不仅从卦交辞出发来判断吉凶，还用孔子所作的《十翼》来作判断吉凶的依据。《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把当时用《周易》占诸人的占方法总结为“假经设谊，依托象类”，这是对费氏占方法的最好解说。孔子著《十翼》本为破除以易卜的传统，可是在后世的学术流变中，却反被用于卜筮实践，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西汉时，虽然儒家对《周易》的认识已被确立为官方学说，但把《周易》看成是卜之书在民间仍有着较强影响。前引《汉书·张传》与《东方朔传》的事例说明，统治者虽然从制度上确立儒家易学的官方学说地位，但在对《周易》一书的看法上仍受卜说的影响，也是把《周易》当成卜之书的。在来自最高统治者与民众舆论两个方面的压力下，汉代家对《周易》的看法也发生一定的变异。《汉书·魏相传》说魏相“少学易”“明易经，有师法”，显然他应该属于儒家易学派，可是魏相在上书时却“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同书卷七十五《翼奉传》中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卷八十《刘钦传》中说:“京房以明易阴阳得幸于上”，显然，易阴阳属于术数类的东西，绝不是儒家易学的传统。
实际上这种变化从孟喜、梁丘贺时就已经开始了。《汉书·林传》说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点”，所谓“易家候阴阳”显然属于术数类的东西。此类学说非出自孟喜时人的创造，当也有一定的传承系统。联系《左传》中所记载的占斌实例来看，当与先秦旧占学存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孟氏易已经偏离儒家传统，向占学说的“明易阴阳”的京氏易靠拢了。梁丘贺“以有应，由是近幸”，至其子临已经“专行京房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梁丘易与京氏易已名二实一。这都证明立于学官的作为官方学说的儒家《周易》学说，已经在民间卜学说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卜筮内容融入儒家的《周易》学说中。出自田何的三家易中，有两家的创立者已经开始“改师法”，重视起卜来，可以说，唯一坚持儒家旧传统的就是施氏易。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史书才在三家的排列上将施氏易列为第一位，尽管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所能查到的易学家中，习施氏易者数量最少，在当时的知名度也不高。
三家易同出自田何、丁宽、田王孙一系，三家的创立者都是一师之徒，之所以分为三家立于学官，说明三者的学说存在区别。三家的区别显然并不来自师传，而是出自施仇、孟喜、梁丘贺三人，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喜与梁丘贺都适应着形势的需要而“改师法”，将卜内容融入其学说之中，可能三家分立的原因也正是在这里。这暗示着施氏易才是家旧传统东汉以后，随着图谶学说的发展，官方易学思想也越来越多地融入卜筮内容，最典型的证据就是京氏易的盛行，而家正统说法，也就是列于学官的施、孟、梁丘三家学说已经呈衰败之势。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注统计，习京氏易者有谷永、刘宽、郎恺、郑玄、度尚、沛献王辅、徐稚、韦彪、杨秉、杜乔、戴凭、魏满、孙期、折像、樊英、唐檀、张纮，共计十七人。而习孟氏易者有梁辣、袁良、徐淑、洼丹、阳鸿、任安、夏恭、虞翻八人。习施氏易者仅刘昆、景鸾、张禹三人。习梁丘易者有五鹿充宗、范升、吕羌、梁恭、杨政、张兴、王骏等七人。"虽然四家同列于学官，但习京氏易者相当于习其他三家易者的总和，京氏易的兴盛于此可见一斑。
治京氏易者多兼习其他术数。《后汉书》卷五十五《刘宽传》注引《谢承书》说刘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卷六十下《郎恺传》说郎宗“学京氏易。兼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卷六十五《郑玄传》“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卷七十二《沛献王辅传》“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卷八十三《徐稚传》注引《谢承书》“学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兼综风角、星官、历算、河图、七纬、推步变易”，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东汉时，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于学官，也就是说，自西汉以来的三派易学中，传统占说因为依托于儒家，也取得了官方学说的地位，只有将孔子《十翼》用于占的费、高二家没有立于学官，即未得到官方的承认。但据《隋书·经籍志》:“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苟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而京氏遂衰”，则魏晋以后，在易学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反是费氏易，即以承认儒家学说为主流并引儒家学说以占筮的易学流派成了易学中的多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