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数是纯数，它以奇偶结合卦象中的阴阳，具有象征性、多适性、不定性

易数是纯数，它以奇偶结合卦象中的阴阳，具有象征性、多适性、不定性。它不能用来精密计算，不可视为算术之数。但到了汉代刘歆的《三统历》，则把易数看作可计算之数，并应用于历法的历算之中，使易数在形式上成了制历的基本依据。按刘歆的说法，《三统历》的许多基本数据都是从易数中推出来的。

如：十九年七国，为什么呢?《汉书•律历志》说：“合天地终数，得闻法。”天数为1、3、5.7、9，终数为9，地数终数为 10，9+10=19，这样就确定了十九年该有七个国月。其实十九年七用是春秋以来“四分历”的成法，与易数毫不相干，此处明显是刘歆用易数附会，以神其历。

又如，《三统历》每月是 29天，即分每天为81分，所以 81 叫“日法”。刘歆以为81源于黄钟律管长(长9寸)自乘(即9×9=81)，而黄钟律管的 9寸又源于“乾之初九”。所以归根到底，这81的“日法”是源于易数。

每天既分为 81 分，每月共有29x81+43=2392 等分，这个 2392 称为“月法”。

它是如何得来的呢?《汉书•律历志》说：“推大衍象，得月法。”具体推算是：

“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

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著之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国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而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列作算式即：1+2+3+4=10

10x5=50因“道据其一”，所以：50-1=49

以象两两之：49×2=98

以象三三之：98×3=294

以象四四之：294×4=1176

归奇象国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即加上 19 和1:1176+19+1=1196

再扐两之：119×2=238

这里每一个步骤紧扣大衍之数，乍一看是据其而来，但究竟有何道理，只有天晓得!如果用这样随意凑对的方法，任何一个整数都可以从易数中推导出来。换句话说，所有已知的整数历法数据，都可以用易数来加以证明，然后向世人宣布该历法的神圣与符合天意。很明显，刘歆是在搞数字游戏，不是由易数导出了历法数据，而是用易数去附会已知的历法数据。易数与实测的历法数据是格格不人的，将之强行地附会于科学历法是亳无神益的，只能带来徒劳无功的后果。

除刘歆外，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也受了易数相当大的影响。《系辞》中曾记载了“万物之数”，认为：“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这是《周易》上下两箱64 卦334 爻的共有之策数(阳爻 36第，湖爻24第)， 即38+2 ×(36+24)=11520 策。古人以为，万物之数，于此尽矣。而张衡写《灵先》，将天空中恒星的总数也归于此易数：“中外之官(指有名之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之数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

张衡创候风地动仪和浑仪，建立“浑天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天文科学家。他在易学方面造诣也很深，《灵先》之作就本之于《周易》之象，“浑天”之论，也汲取了《周易》的不少哲学思想。此处当他对似隐似显的众多微小星星数目进行推测的时候，又利用《周易》的“万物之数”进行概括，可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宇宙恒星要此易的“万物之数”多得多。易的“万物之数”如具指 384爻策数则是可计算之数，如真指万物之数则是不可计算之数。拿它来比附天上恒星之数，显然是错误的。但《周易》对于这位伟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至唐代，一行也用历法去附会《周易》易数。他把自己有着许多创新之处的历法名为《大行历》，就是要向人们说明他的数据是从“大衍之数”中推出;来的。

他在《历本议》中论到历法的根本时说：

(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行变化而通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国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