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易学，阐发了理学派的哲学体系，在易学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烹是宋代理学大师。他继程颐之后，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阐发了理学派的哲学体系,成为以后几个世纪官方哲学的代表。

朱熹的解易著述，十分丰富。除同蔡氏合编《易学启蒙》外，其影响大的为(周易本义》。《年谱》谓此书成于淳熙四年(公元177 年)，《启蒙》成好于十三年(公元1186年)。实际上《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朱熹与朋友的书信中，屡次提到此书草稿放人窃出刊行，错误很生，不足为据。他说：某之廖说，本木成书，往时为人窃出印卖，更加错误，不足为据。(《别集 •答杨伯起》)“谬说”，指《本义》草稿。又说：“旧读此书。尝有私记末定而为人传出摹印，近虽收毁而传布已多,不知曾见之否?其说虽末定,然大概可 见。循此求之，庶不为凿空强说也…又尝作启蒙一书，亦已版行，不知曾见之否，”(《別集 •答孙季和》)此书大体于晚年定稿。他说：“易传初以未成书,故不政出。近觉老巷，不能复有所进，颇欲传之于人而私居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远寄。”(《文集•答孙敬甫》)“易传”，即《本义》稿本。

据此，今所传《周易本义》本，当出于《启蒙》之后，故其中注《系辞》文〝河出图,洛出书”，有“详见启蒙”语。《启蒙》在于解释然法中的象数，说明《周易》本为卜众之书。《周易本义》是对《周易》经传所作的注释，其目的亦在于说明易本卜筮之书，但其重点在于解说卦爻辞。其释卦爻辞，去诸家之繁说，注重文义,以简略为其特色。如他所说，“易于六经，最为难读。穿元太深，附会太巧，恐转失本指。故顷尝为之说，欲以简易通之。然所末通处极多，未有可下手处，只得阙其所不知。”(《文集•答方宾王》)又说：“某之易简略者,当时只是略搭记，兼文义。

伊川及诸儒皆已说了,某只就语脉中，略牵过这意思。”(《语类》卷六十七)他注《周易》经文,言简意赅，其不通处,宁可存疑，不穿凿附会，此种解经学风，是一种革新，在易学史上是少见的。《语类》卷六十八到七十七,汇集了朱熹平日讲学时对《周易》经传文的解说，此部分语录，可以说是对《周易本义》一书所做的补充和发挥。朱熹解释《周易》经传的著述，除《本义》和《启蒙》外,还有同其朋友、学生讨论易学问题的来往书信，《文集•杂著》中关易说，《语类》卷六十五到六十七关于《周易》纲领的解说。这些也都是研究朱熹易学的重要资料。朱熹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周易》原理的著述有《太极图说解》和《通书解》。此二书虽是解说周敦颐的著作，但集中体现了他的易学哲学思想，在易学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其《太极图说解》，乃朱熹易学哲学的结品。此外，《语类》中所载《周子书》《程子书》《张子书》和《邵子书》部分，乃朱熹平日讲学时解说北朱五子哲学的语录,其中大部分表现了其易学哲学思想，亦是研究朱熹易学哲学的重要资料。

关于朱熹易学，有一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易学既非义理学派,亦非象数学派，而是综合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合二者为一。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本义》和《启蒙》中肯定河洛之书，同邵雍的先天易学、杨万里的《易传》相比,具有不同的倾向。其对象数之学有所肯定，仅在于说明《周易》作为卜筮之书，预测吉凶，不能脱离象数;解释《周易》经文的义理,亦不能脱离筮法中的象数。他说：

程氏易传已甚详细。今启蒙所附益者，只是向来卜筮一节耳。若推广旁通则离不得彼书也。程先生说易，得共理则象数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沆以观，却须光见象数的当下落，方说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证实,则虛理易差也。(《文集• 答郑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