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筹。伏羲白是伏旅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

由于朱熹将《周易》经传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强调读《周易》时，应将经和传分別看.“必微车合作一意看不得”(《语类》卷六十六)，不能将孔子易当成文王易,也不能将文王易当成伏義易去理解。他说：“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筹。伏義白是伏旅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同上，因此，他不赞成以传文义解释经文。他说：

读易之法。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以训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车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该贯曲畅旁通之妙。(《文集•答吕伯恭》)

此是说，以孔子易所讲的义理，去了解卦爻辞，讳言易本为占筮作，其结果是牵合附会，失去经文的本意。他说：“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说道理，纵饶说得好，只是与易元不相干。”(《语类》卷六十六)其所说的“易之本意”，即指易本卜筮之书。他举例说：“如楚辞，以神为君，祀之者为臣，以见其敬奉不可忘之义。固是说君臣，但假托神事而说。今也须与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之意，(同上)是说,读《周易》经文，如读《楚辞》一样，其说事神事，虽寓有事君之意，但不能将事神文义解为事君。

据此，他评论程氏易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往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语类》卷六十七)是说，程氏以义理解释经文，往往脱离筮法，不合《周易》之本义。例如，关于乾坤两卦用九和用六爻辞，程氏易因受王弼注的影响，取《象》和《文言》意，以“天德”解释用九，认为“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所以“观诸阳之义，无为首,则吉也”。朱熹因受欧阳修的影响，认为乾卦用九爻辞乃占旅之词，所谓“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共变爻占也。此揲普之法。遇乾而六爻皆变,则为阳，故有群龙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马之贞也。”(《语类》卷六十八)是说筮得六爻皆为老阳，其之卦为坤象，则以此条爻辞古，意味着刚而能柔则吉。可是,程氏脱离筮法，以义理解之。

他批评说：“凡说文字须有情理方是。用九当如政公说。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政同伊川，便是有这般处，”(同上)所情理”，指易本卜筮之书。又如，无妄卦义，程氏分因受王弼注影响，以“至诚”解释“无妄”，以六二爻辞“不耕获，不菑畲“为“不耕而获，不菑而畲”，让而以人欲为安，以顺天理为元安，认为顺天理者则“利有攸人”。而朱烹则取《史记 •春申列传》中义，以无妄为“无望”,所谓”无妄是个不指望偶然底卦”，“无妄之灾,言无故而有灾”(《语类》卷七十一)。因而其解六二爻辞为〝不耕不获，不菑不畲”,意谓~虽事事都不动作，亦自利有做往”同上)。据此，他又批评程氏易说：“人之卜筮,如决杯玟，如此则吉,如此则凶。怀玟又何尝有许多道理。如程子之说，说得道理尽好，尽开阔、只是不如此，未有许多道理。”(同上)“易之六交只是占吉凶之词、至象象方说义理。”(同上)他认为程氏对无妄卦义的解释，同样是以传解经，兴事乎卦爻辞的本义。可以看出，他区别文王易和孔子易，其目的在于探讨《周易》一书的本来面貌。不仅如此，朱熹还认为，即使孔子易以义理为主，但其解易亦非完全脱离筮法，不顾占筮之用。他说：

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卦文好则吉，卦爻不好则凶。若卦爻大好而己德相当,则吉。卦文虽吉,而己德不足以胜之，则虽吉亦凶。卦爻虽凶，而己德足以胜之,则虽凶犹吉。反复都就占筮上发明晦人底道理。(《语类》卷六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