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此论，不仅针对义理学派的解易学风，同样适用于象数学派
此是说，《彖》《象》《文言》等传，虽讲出一番义理,也是依据占筮之词，讲诲人之道。朱熹此论，不仅针对义理学派的解易学风，同样适用于象数学派。在他看来,象数学派以互体、纳甲、五行等解释卦爻群，同样是于卜筮之外增添道理。他说;“据某看得来，圣人作易专为卜筮,后来儒者讳道是卜筮之书，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所以费力。”(《语类》卷六十七)为了摆脱后需解易的影响，说明易本卜筮之书,朱熹重新注解《周易》经传，并定名为“本义”。他评论其书说：“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人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人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语类》卷六十六)此是说，他力图从占筮的角度注释卦爻象和卦爻辞，对旧注删繁就简，所谓“以粗疏为当”，以解文义为主，不增添义理，如此解易，方不失易之本意,此即“精义皆在其中”。
其《周易本义》正是休现了这种学风。《本义》同孔疏和程氏易相比，文义简略，对卦爻辞的解释，着眼于占筮之事和吉凶之由，具有较为朴实的风格，可以说是对旧注的一种改造。由于他立足于卜筮解释经文，其对字义的注解，亦能超越前人的窠白，做出新的贡献。如大有卦九三爻卦“公用享于天子”,随卦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孔疏和程氏皆训”亨为酒”。而朱熹于《本义)中州训“亨“为“享”。他说：“古者字通之享，亨林之享•点红之点,皆作亨字〝(《周易本义•大有》),断定大有和随卦交群所说的“亨”皆为享献之意，以“用亨于西山”为祭祀山川之旅词。朱感此解为后来的号学家所公认。近人解易，以乾北外群“元亨利贞“中的“元亨”,为“大亨〝，以其为古人华行重大祭祀典礼时所占之词，当是受了朱意注的启发。
不仅如此，朱燕对传文的解释，也着眼于然法。其论《系辞》说：“须要就卦中一一见得许多道理，然后可读系辞也。”(《语类》卷七十五)又说：“系辞自大衍数以下，皆是说卜筮事。若不晓得他尽是说爻变中道理，则如所谓动静不居，周流六虛之类，有何凭籍。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慊怕小却这道理,故凭虛失实，茫味臆度而巴，(同上)此是说，读《系辞》文不能脱离外爻象和卦爻辞，不能脱离卜筮之事，否则便流于空论。因此其于《本义》中注《系辞》文，也是以说卜筮事为主。如《系辞》第一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几句，韩康伯注则从世界观的角度加以解释，不谈筮法问题。而朱注则以“乾地”为纯阴纯阳之卦名，“贵贱”为卦爻上下之位，刚柔，为卦爻阴阳之称。"吉凶”为卦爻占決之群，“变化“为营策卦爻阴变为阳。阳变为阴。认为这几句的上半句是讲天地万物之理,而下半句则是讲筮法。又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章，诸家大多从世界观的角度立论，而朱意于《本义》中则解释为画卦或揲著的程序，讲筮法而不谈世界观的问题。又如其于《本义》中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卦爻阳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认为此处说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就卦爻象及变化之理说的。关于“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调之通”，朱熹认为亦是就卦爻说的。他说：“阴阳两交，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断,则岂有定体。通是通其变,将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即是通。”(《语类》卷七十五)总之,认为此节讲;道和器，变和化，都是指筮法中的问题，不是泛言天人之道。由此，他认为,读易之法，还应将后人解易同孔子易区分开来。他说：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语类》卷六十七)又说：“须是将伏義画底卦做一样看……孔子说的做一样看，王铺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同上)以上这些，也是对传统注解的一大突破。
朱熹关于《周易》经传的论述，在易学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从汉朝以来，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其解易都是经传不分，以传解经，并且将经文部分逐渐哲理化。到宋代易学家将《周易》视为讲哲理的教科书，特别是程氏《易传》，由于突出以义理解易，使《周易》丧失了其本来面貌。而朱熹则从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研究《周易》经传，以经为占筮的典籍，以传为后来讲义理或哲理的著述，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別，不能脱好企法解群(周易》。这在当时足非常大胆的吉论，如他自己所表明的、“与宇宙之说皆不同(《语类》卷六十六)，可以说足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突成。值得注;意的足，朱旅还以这和观点研究了易学的历史。认为从汉易京房到程氏易学，各成一家之言、其解易洋非就是《周易》经传之本义，但如其说出一番道理，亦应肯定，不应批弃。如张我子其《易说》中，解《系辞》文”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训页为正、为木，意滑〝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观之”朱熹则训“贞”为“常”，认为张载说，虽不合传文本义，但其说有其意义，不应以其为非。他说：
此虽非经意，然共说自好，便是行得他底说，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如元亨利页,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巴，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语类》卷七十六)
此种观点，不仅区别了经和传，而且区别了《易传》和易学，并且肯定了诸家易学的历史地位。总之、他站在哲学史家的立场,强调还《周易》一书的本来面
貌,但不因此否认《易传》和历代易学解易的价值，这是朱熹研究《周易»经传的一大贡献。当然，其论《周易》经传，也有其局限性。如为了说明筮法和卦画的起源,他肯定了图书学派的河洛图式和邵维的先天图式为伏義时代的产物,从而遭到明末清初易学家的责难。其对卦交辞字义的解释,也未摆脱传统旧注的影晌，仍认为卦爻辞同卦爻象存在着逻辑的联系，并以《彖》《象》和程氏易提出的体例解释其问的联系。这些问题的解次，是后来的易来家,特别是近代易学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