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本卜筮之书的两层含义，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朱熹关于《周易》经传的论述，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即认为经和传以及程氏易学还存在着共同点。在他看来，伏義所以如此画卦，文王、周公所以如此系辞，孔子那样解释和阐发,因为其中存在着共同点。他解释周子《通书》中语“圣人之蕴,因卦以发”说：“方其初画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来。然文王、孔子虽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義始画之中,故谓之蕴。”(《语类》卷九十四)

朱熹称此共同点为“四圣一心’(《文集•易五赞》)。关于伏義画卦，他说：“伏羲作易，只画八卦如此，也何尝明说阴阳刚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则具此道理。”(《语

类》卷六十六)是说,伏義所西之卦象，虽无文字解说，但其中存在着阴阳吉凶之理,即阳为吉，阴为凶。至文王、周公系之以辞，又以文字和所占之事来表达阴阳吉之理。他说：“如人占得这爻，便要人知得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为之，凶便不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同上)是说，卦爻辞中说的事象，其中含有阴阳吉凶之理。如剥卦上九爻辞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剥庐。“此爻辞所所说事象。含有“五阴在下，来剥一阳， 即阴阳消长吉凶之理，不过。文王、周公易未将此阴阳消长之理说出而已。

到孔子作传。方将此阴阳吉凶之理说出来，此即他所说〝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中，放明其义”(同上)。他赞扬孔子说：“大哉孔子，晚好是书。韦编既绝，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专用义理，发挥经言〝(《文集•易五赞》)由此,他认为易学家的任务还在于将筮法和卦爻辞中的阴阳吉凶之理揭示出来,继承孔子易的精神，领会其中的义理。这样，他又回到了又理学派和程氏易学的路线，他评论程氏易说：“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者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与本义不相合。”(《语类》卷六十七)是说、程氏解易，虽不合《周易》之本义,但其说义理十分精微，无可非议。又说：“易传明白无难看。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人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句向字字有用处。”(同上)是说，程氏易所讲六十四卦中之义理，虽不合《周易》经文本义，但其揭示出来的义理，却句向有用处。

他还说，〝易传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人路,见其精密处。盖其所言义理极妙，初学者未便使着，不识其味，都无启发。如遗书之类，人看着却有启发处。非是易传不好，是不合使未当看者看。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人细。此书于学者非是启蒙工夫，乃磨砻工夫。”(同上)是说，《程氏易传》乃讲义理之书，不是学易的启蒙之书，必先读其他讲义理的书，如《中庸》《孟子》等,对义理有所认识，方能领会此书之精神，提高自己的境界。这样,朱熹又对程氏易学作了肯定，以其书为学者所必读，如其所说：“后之君子诚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复而深玩之...则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将无所求而不得。迩之事父,运之事君,亦无处而不当矣。”(《文集•书伊川先生易传板本后》)此是以《程氏易传》为阐发阴阳消长吉凶之理的重要著作。所以其在《周易本义》中又多处取程氏说，或加以发拆,或加以删节,并以继承程氏易学的事业为己任。他说：“在昔程氏，继周绍孔，奥旨宏纲，星陈极拱。惟斯未启，以俟后人。小子狂简，敢述而申之。”(《文集•易五赞》)可以看出，朱熹虽以《周易》为卜筮之书，并不反对研讨其中的义理,而且主张精研其哲理。他说：

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令既末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宁静，如何见得?此不可不自勉也。(《语类》卷六十七)

此是说，研究《周易》中的义理，不仅要该有关讲义理的书，还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对其中包含的事理,方能领会得深划。朱熹本人正是依据这种观点，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总起来说,“易本卜筮之书”这一论断，有两层含义：其一，不赞成以义理注解卦爻辞的文义和名物，要求从卜筮的角度,注明其原意;其二，认为此卜筮之书中存在着天下事物之理，需要后人揭示和闻发。朱熹认为，这两层含义并不矛盾。这种对待《周易》的态度，表明朱熹既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从而使他对《周易》经传的研究超过了前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