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命名的“五则”、“六避” 是怎么来的？古人取名有哪些讲究

“名字”-词，古今含义不尽相同。今人大都有名无字，“名字” 只相当于古代的“名”，成了偏义复词。古人则有名有字，而且除了名、字以外，有些人还有号。

古人非常重视命名，《礼记。内则》记录了古时候的命名礼，那些繁文编节实在令人咋舌。在婴儿生下三个月后，由其母和保姆抱见其父，其父握着婴儿的右手，给他取名。其母记下名字后再告诉师傅，由师傅再遍告家中的女眷。同时，其父要将婴儿的名字报告给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再邊告旅中的男子，并记下婴儿出生的年月8而保存起来。然后，再通告间史，闾史详细地加以记录，一式二份，其中一份留存，另一份逐级上报，最后收藏在州伯的档案文件里。为什么在婴儿诞生三个月后才命名呢?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给父母一个充分考感的时间。

古代人名最初比较朴素、简明，命名动机主要是为了区分人的个体，并不-定包含深意，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单纯。譬如商代帝王喜欢以天干命名，从商汤到商纣一共有31个王， 都是用天干来命名的，如外丙、大甲、祖乙、盘庚、帝辛等。除了帝王以外，商代的贵族也有用天干命名的，在商代青铜器的铭文里保留了很多这样的人名，如父辛、父癸、虎父丁、弓父庚等。天干是用来记日的，以天干取名，大概是记录诞生的时间。

我国上古时期，民性质朴，民风粗犷，取名用字浅白直落，不尚文饰，正如《通志.氏族略》指出的那样，名字“以实不以文，故命名无义”。其实并非无义，只是意思简单而已。这时的命名，充全出于父母一时的感想，并没有更深的文化内涵。制定出来的名字大都局限于纪念意义，素材信手拈来，不加雕琢。例如春秋时期，晋成公落地时屁股上有-块黑斑，故取名“黑臀”楚公子出生时胳膊上有一块黑记，故取名“黑脑”。秦始皇生于正月初一，故取名“政”(古代“政”与“正”通用)。据《孔子家语》载，孔子的儿子出世时，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条鲤鱼，孔子感恩戴德，为了表示纪念，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瞧，连孔夫子起的名字都是这样平凡。

从周代开始，中国的名字“始尚文焉”，即开始注意人名的文采。从此以后，古人取名用字，在风格上更加庄重、典雅，在形式上更加新颖、别致。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时代精神和社会时尚对人名的重大影响，人名被赋于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譬如汉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生产力迅猛发展。經济高度繁荣，人们渴望建功立业，志存高远。

气魄雄大。汉代人的名字充分体现了这种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有的表明报效国家的人生态度，如孔安国、赵克国、于定国;有表露对古代英堆人物的景慕，如张禹、赵尧、陈汤;有的表示勇猛、顽强的尚武精神，如苏武、班彪、夏侯胜;有的表现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如孔奋、魏霸、法雄;有的表自卓然不群的道德情操，如曹操、董卓、庞德，等等。一切好字眼儿似乎都在汉代被用尽，后人只是重复而已。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狂热时期，随着佛学的广为普及，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以仙佛圣贤命名的高潮，不仅士族阶层趋之若騖，就是民间百姓也乐此不疲。一时间，“金刚”、“力士”、“菩萨”、“罗汉”紛紛走人人名，善男信女更以名字中的“佛”味为荣。据统计，当时“僧”字的人名率仅次于“之”字，居第二位。削后，这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人名一直不绝如缕，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字摩语，“维摩诘”是菩萨名。到了辽、金、元三个王朝仙佛命名又一-度复兴，人名中的“观音”、“普贤”、“药师”、“老君”、“文殊”屡见不鲜，可视为魏晋遗风。起这类名字，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的深入，另-方面也体现了父母的爱心，希望子女有神佛保佑，能趋言避凶。这已经有期望的意恩在里面了。

由于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一些含义积极、祥和、美好的汉字，其人名率非常高。例如磨五代人喜欢以“彦”字命名，“彦” 是指德才兼备的人。从膚末至宋初，史书中名字有“彦”字的人物多达145人，如彦超、彦英、彦章、彦成、彦卿等。又如明清时天津北塘人喜爱“胜”字，这一习惯源于嘉端年间抵御偿宏侵略、保卫家乡的传统。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谚:“充丁必有胜， 没胜不成勇。”所以在北塘人的名字里大都有“胜”字，如张大胜、李得胜，王总胜、赵常胜等。

总之，时代精神的感召，社会时尚的渐染，民族心理的影响，使古代人名丰富多彩，审美价值不断提高。但也因此形成一些用字热点， 为重名现象埋下了祸根。

古人在长期的命名实践中，不断摸索命名的基本规律，探讨命名的要诀。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国大夫申糯普总结出周代取名的五项原则，他说:“名有五一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以名生为信”，就是以婴儿出生时的情景和生理特征为取名素材，例如卫公子黑背、楚公子黑肱、晋成公黑臀:唐叔處和鲁公子友的得名，也是因为出生时于掌纹路像“真”字和“友”字:郑庄公名叫癌生(“寤生”是“逆生”的意思)，是因为其母武姜生他时难产。由于这种命名法真实地记录了婴儿出生的情景，所以称之为“信”。

“以德命为义”，是指父母在命名时要寄托某种期望，或表达某种感情。也就是说，名字中要含有较深的离意。例如周太王希望他的孙子能昌盛周室，故取名为“昌”，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周文王又给他儿子取名为“发”，希望他将来能发兵诛封，姬罚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以类命为象”，大约是以婴儿的体形外貌为根据，联想一个相似的实物形象为名。例如孔子生下来时头项像附近的尼丘，中间低四周略高，故取名为丘，字仲尼。

“取于物为假”，“假” 是借的意思，即借客观事物来取名。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命名法。“以类命为象”也是取于物，但要受婴儿实体的局限，故远没有这种命名法应用广泛。例如古人名中的盂轲、孔鯉、子路、司马耕等。

“取于父为类”，即根据婴儿与其父的某一共同点取名，或其父根据自己的情趣、爱好、特点来给孩子命名。总之，名字的素材来自其父身上，故说“取于父”。例如鲁桓公姬允得子，恰好和他生日相同，于是就起名为“同”。

申需所总结的这五种命名法，显然还很不完善，其中有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但在当时质朴无文的时代背景下，对古人命名活动确实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直到汉代仍在沿用。

古人命名，除了上述方法外，还讲充“六避”，即命名时需要回避的六条原则。《左传 ●桓公六年》引申需言:取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牧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意思是说，周代讳死者之名，周天子、诸候或者尊长死了，就不能再称说他们的名字了。这样，他们在生前取名时就要回避国名、官名、山川名、畜牲名和器币名。因为这些名称在社会生活中要经常使用，如果废弃不称，就会引起混乱和麻烦。

“不以国”，“以国则废名”,是指国君不能用本国的国名做名字。如果用国名为名，国君死了之后就要废弃国名，而国名是周天子所命，不能轻易更换，所以在取名时必须加以回避。但别国的国名与本国无关，毋须废弃，因此仍可取用。

“不以官”，“以官则废职”，是说不能用官职名做名字。如果用官职名为名，国君一旦崩逝，就要废弃这一官职或改换新言职名，这样容易造成官制素乱。例如晋德侯名叫可徒，为了避讳，不得不废除司徒一-职; 直到晋文公时才恢复这一言职， 改称中军。

“不以山川”，“以山川则废主”，是说国君不能以所祭祀的山川名为名。古人有祭天地山川的习俗，如果用祭祀的山川名为名，国君卒后就要改换山川名。例如汉文帝刘恒死后，改北岳恒山为常山。

“不以畜牲”，“以畜牲则废祀” 。古人迷信鬼神，热衷于祭祀，而牛、￥、猪三牲或马、牛、羊、鸡、狗、猪六盲是最主要的祭祀供品。如果国君以这些畜牲名为名，就不能再用它们来进行祭祀，所以在取名时必须于以回避。

“不以器币”，“以器币则废礼”。器指礼器，币指玉帛，都是祭祀时的用品。如果国君用器币名做名字，他死后就要唆弃相应的器物，从而影响祭祀等礼仪活动，故取名时也要回避。

以上五种规则主要是针对周天子和国君的，因为他们的名字避讳范围大，稍有不慎，便容易给国家造成重大影响。

至于取名时“不以隐疾”则是说不能涉及个人隐秘的疾病名称为名，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不样，同时也是为了社交时的体面。

“五则”、“六避” 是古人从命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关注的不是命名的技巧，而是命名的禁总:重视的不是人名本身，而是人名的应用。“六避” 原则已成为封建社会避讳的濫觞。周代以后，一方 面命名的方法不断创新，另-方面避讳的条例也不断趋于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