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复音化越来越多：造成人名的复音化原因都有哪些呢？

先秦时期，我国人名主要为单名，例如尧、舜、禹、汤、桀、紂、孔丘、孟河、墨翟、韩非、庄周、孙武等。汉魏以后，双名呈迅猛增长势头，其后，单、双名虽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平分秋色。到了清代，双名已远远超过单名。下面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对《汉书》等14部史书中13274.个人名的统计:

史书中人名单双名统计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东汉至晋这一时期单名 占绝对优势，这主要是源于西汉王莽篡政之后的倡导。王莽任大司马辅政之后，即托古改制，其中就包括禁用二字名。于是，酿成了汉魏300年间的单名习惯。从南北朝开始，双名骤然增多，此后一直稳步发展。至清，双名率已高达75%。

人名的复音化倾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①社会需要。单名较之双名，重名的概率要高得多。近代学者彭作杭编著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共收录了自先秦至20世紀30年代的16000个同姓名，共涉及56700多人，这些同姓名者大多数是单名。单名的泛滥必然造成重名现象激增，从而严重削弱人名的区别作用，在交际中就难免张冠李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人名的区别性要求更高，所以，人名必然要走复音化的道路。

②表达需要。人名商寓着命名者的感受和意愿，蕴藏着丰畜多彩的文化内涵。上古命名动机较为单纯，人名的纪念、标志意义重于期许、祝愿意义。后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名字的含义更为重视，总希望扩大人名的音节空间，以容纳更多的文化信息。双名比单名的容量增加了一倍，所负载的内容自然也就翻了一番。而且，古人的字多为两个字，已经为双名的制作和推广规范了成功的模式。人名容量的扩大，使双名比单名更为生动，表现力更强。

③语言影响。南北朝是汉语复音词澈增时期，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必然影响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的人名的复音化。南北朝时駢体文盛行，文坛上的駢骊侈辞之风也波及到命名。駢体文讲究音节对偶，两个字为一个音步，节奏明快。单名的呼叫远没有双名上口、响亮，所以双名自然占有优势。另外，南北朝又是佛教盛行时期，佛经的翻译和传布使汉语里增加了一大批多音节的复音词。人名做为词汇中的专名，必然与普通词语的发展同步。

④行辈制约。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宗族观念深入人心。人名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其表现形式就是人名中的行翠字。带有行翠字的人名就是通常所说的族名，族名既是宗教集团内部的认同标志，也是对外交往时的识别表记，还是宗族结构、秩序的形象再现。北宋以后，我回修续家谱之风日炽，明清时期尤为普及，以行辈字入名也蔚然成风。其方法是用一个固定的字做为宗族内部一代人的代号，同代人的名字里都要包含这一一共同的代号。 这样，辈分之间便井然有序，繁而不乱。行辈用字都是宗族严格规定的，所选字多为含有褒义的好学眼儿。例如:我国第一家族孔氏， 从元朝开始规定辈分字。元仁宗时，孔子第54代孙孔思晦规定，从他这一代起以思字为辈分字，思下为克字，克下则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衔，然后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最后是令、德、维、垂、佑、钦、纽、念显、扬。孔氏后裔确实都恪守族规，名字中一无例外地包含着辈分字。 后来，孟子的后代也采用孔氏字派命名。以辈分字人名，同辈人的名字中必然有共用的一一个字，这就必须在这个字的或前或后再加一字，从而构成双名。未代以后，双名率越来越高，与此不无关系。此外，还有一种以单名用字的偏旁表示翠分的方法，即同代人的名字采用同一偏旁的字，例如东汉的荀昱、荀县，三国的刘琦、刘琼，《红楼梦》 中的贾政、贾赦和贾珍、贾琏等。但是，这种方法在使用上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偏旁相同的字有限，而同- -偏旁中可以人名的字也有限，所以不易落实到较大的群体范围。比较起来，还是采用固定一字的方法灵活、 方便。字辈名的出现，使后人的名字局限于祖先所框定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是扼杀个人意志和独立人格。在今天，随着宗族观念的淡化和现代意识的增强，字辈名的数量锐减，特别是在城市中已经十分少见。

⑤帝王影响。在封建社会，帝王的命名方式对民间常具有导向作用。唐末以前，帝王名多为单字，例如唐代22帝，只有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是双名，其余的均为单名;末代18帝，也只有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为双名。但到了明代，双名比例增大。明代凡17帝， 除成祖朱棣是单名外，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朱由检全是双名。清代凡10帝，自顺治帝福临至宜统帝溥仪，全为双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命名的复音化，无疑对社会人名有一定的影响。总之，我国人名的复音化是一条基本规律，这是历史的选择。但是在当代社会，取用单名的现象又有回潮，造成的社会问题也相当严重。

为什么在命名时又会出现这种历史的回归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