筮法占卜：物占在发展过程中分成两大支系:卜与筮，占卜来定吉凶

在中国古代，物占在发展过程中分成两大支系:卜与筮。卜抛开了物占中的自然因素，改造了物占纯自然地发生、人力所不能强求的缺点，变成用人为的方法求象，再根据“人工象”来定吉凶，使占卜适应日常生活之用。同时，又把物占据象来判断吉凶的特点发展到了极致，在解释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周礼·春官》记载: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

可见，至晚在周代，卜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对兆的解释竟有三千六百种之多。但是，卜始终也没有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抽象思维，始终受象的東缚，在具体思维中深化，陷于精细而又繁琐的现象罗列之中。

筮法则走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在物占中发展起来，面它的成熟却又在否定着物占。它从具体的物象观察中走出，由使用具体的物象来占卜，发展到使用具体物象中的数字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并进一步在运用中抛开具体的物象，纯以数字来推演，形成抽象的占算风格。所以古人才会总结道:“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左传》僖公四年说“筮短龟长”，是认为当时通行的筮法，起源晚于占卜，这其中不包括时间上较早的、还不成熟的那些种筮法。因面不能解释为筮法产生于占卜之后。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的一些物占方式，足以证明筮法产生于物占。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生活在黑龙江沿岸的赫哲族的“蒿草卜”，与云南傈傈族的“竹年卦”。

“蒿草卜”的卜法，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日出之前，向东行，走四十九步，每走一步摘取蒿草干一枝，大约长八寸，然后烧焦一端。占卜时，将四十九根蒿草枝随便地夹在左手四个指缝中，用右手按双数一对一对地取出握在右手中。左手指缝中的蒿草枝如果是双数，就全部取出;如果是单数，则留三枝。最后，把左手四个指缝中所余的蒿草枝数相加，成奇数则吉，而且是奇数越小越吉，偶数则凶。

“竹年卦”则是用二十七根竹枝随意分成三份，然后实行两根一数的排列组合，最后每份余一、二根，把累次余数留下，按出现的奇数或偶数定“神灵”的启示。'

从这两种古老的筮法中我们不难看出，筮法与卜法同样是直接脱胎于原始的物占，只不过筮法比之卜法多出了一个由物到数的转变过程，存在着一个物、数并用时期，因而完善的筮法的出现晚于完善的卜法的形成。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古人才总结出“筮短龟长”。如果早期与物占相联系的计数方式可以称之为原始筮法的话，则筮法的产生不会晚于卜。在《周易》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筮法起源于原始物占的痕迹。《周易》卦爻辞中关于物占的记录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观察自然界异常现象以定吉凶。例如:

丰六二爻辞:丰其蔀，日中见斗。

丰九四爻辞:丰其蔀，日中见斗。

小过卦辞: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

泰上六爻辞:城复于隍。

离九三爻辞:日昃之离。

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

井初六爻辞: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

中孚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第二类:观察器物的异常变化以定吉凶。例如:大过九三爻辞:栋桡。

大过九四爻辞:栋隆。

小畜九三爻辞:舆说辐。

大畜九二爻辞:舆说蝮。

剥初六爻辞:剥床以足。

剥六二爻辞:剥床以辨。

鼎初六爻辞:鼎颠趾。

鼎九四爻辞:鼎折足。

睽六三爻辞:见舆曳。

第三类:观察人体的异常变化以定吉凶。例如:

归妹九二爻辞:眇能视。

归妹上六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刘羊无血。

睽六三爻辞:其人天且劓。

旅九三爻辞:旅焚其次，丧其童仆。

夬九四爻辞:臀无肤。

复六四爻辞:中行独复。

噬嗑六五爻辞:噬乾肉，得黄金。

履六三爻辞:眇能视，跛能履。

需上六爻辞: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卦爻辞中丰富的有关物占的记录，正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筮法起源于原始物占。所以，筮法从其最原始的意义上讲，并不是出现在卜法形成之后，面是在几乎同时，只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经历了一个物数并用时期，才艰难地从具体走人抽象，其成熟期晚于卜法。正是这种抽象的数的性质赋予筮法以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使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与哲学思想相容，开拓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也是后来卜法逐渐失传而筮法久盛不衰的原因。

在物数并用的筮法发展阶段之后才是各种筮法并行的九第时期，而今天传世的《周易》筮法是对这一时期的总结与升华。对比卜法与筮法的产生，我们可以列表如下:

九筮的具体方法今天已经无法窥其全豹，但在考古发现中我们还能捕捉到一点痕迹。

第的本质在于数。周初青铜器上发现的卦数并不像《周易》筮法那样，以六、七、八、九四个数代表阴、阳，而是包括一、五、六、七、八、共计五个数。'九字出现较晚，大约是西周中期或以后的产物。”

张政烺先生认为:在古筮法中实际上也包括二、三、四这三个数字。由于一、二、三、四在古文中都是横直书写，在竖行中并列出现极易引起混乱，为解决这一问题，古人在记录中把三归入一，把二、四归人六，所以记录中一与六出现的次数才特别多。”

这种记录方式暗示我们。在古筮法中，数字并不是决定吉凶的依据，而只是求得吉凶判断依据的一种手段。在青铜器铭文卦数中，所有奇数的和与所有偶数的和大体相等，证明古筮法判断吉凶的依据是数的奇偶，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阳。重视数的奇偶而不是数字本身，所以在记录中数字的大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重点在于记录数字的奇偶。

与“蒿草卜”和“竹年卦”对比，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记录物占是对物、数并用时期占筮物占的继承。后来的记录中，干脆以代表奇数的一和代表偶数的六取代了其他数字。同时，为了记录方便、明确起见，六的笔画又逐渐产生演变，从人变为马王堆帛书《周易》中的的形象。最后演变为今天的一。古文中一与六这两个记录数字奇偶的数字，也就成为后来的阴爻与阳爻。所谓卦，就从原始的数字游戏变为卦象。

这个变化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以至于在卦象形成以后，人们已经忘记它们的初始产生情况及其含义，因而对卦的产生作出种种附会。古老的九筮之法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周易》筮法作出种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

象的意义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的象是指原始物占中的象，当筮法从物占中走出，具备数的特性以后，它就不再具有重要性。所以孔子在《系辞传》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并没有提及象的问题。而后来的象则是指数字演变而来的卦象，所以王弼才在《周易略例》中指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其意义与孔子所说完全相同，而用词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反映出在二者所处的时代中思想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