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易》学余论：王弼援老庄人《易》应是这种时代特征的反映

就魏晋时代的王弼而言,他选择老庄思想作为解《易》的手段有其必然的一面。春秋战国时代,百家兴起,争鸣不已,互相吸收融合。到汉初,黄老之学已经卓然人世,成为西汉初期为社会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政治指导思想。黄老道家的思想给汉代知识分子留下的应是美好的记忆。至武帝崇儒，罢黜百家,汉代的新式儒学才取代黄老思想而成为政治指导思想。

到汉末,政治腐败,乱臣贼子迭出,而且屡有得逞者,他们在夺得政权之后又相继以儒家纲常为手段统治国人,纲常名教的美誉扫地，民不聊生。混乱局势下的人们既然想否定现实,就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之。就思想界而言,对于魏晋时代的人来说,选择道家学说无疑最为合理,这不仅由于道家思想有内在的超脱精神和否定儒学名教的传统,更由于汉代历史上黄老道家思想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为世人带来过美好、成功的一幕。因而以老庄为思想来源之一的玄学一旦倡扬起来,便能很快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

王弼援老庄人《易》应是这种时代特征的反映。因而,王弼在他的《易》说中并非只是纯粹地谈着玄理,他还谈论着“人事”,他还谈着“时”与“位”,强调着时势不可犯,君位不可侮中,而绝不是一种不关心人事的纯粹玄理抽象。

王弼在《易》学史上历来被认为是义理《易》学的先驱,就《易》学发展的实际而言,这是一个错误的论断。相对于巫史象数之占这一《易》学正宗而言,义理说《易》早在春秋时代已经兴起,孔子已经确立起儒家义理《易》学。王弼的义理《易》学从儒家《易》学的立场上来看,具有抛弃儒家《易)理的内在倾向和外在表现,因而他的《易》学在《易》学史上被后世许多懦生视为异端。两千年封建社会,孔子一直是被尊奉为圣人的,孔门的解《易》思路一直是被认定为正宗,尽管孔子自身的《易》学思想与后儒的《易》理发挥从目的到内容上都已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只要仍是遵循着儒家义理,捧出孔子牌位,就不会有问题。而王弼不只是排斥汉儒的说《易》方法，排斥象数,在他的整体思想上他更爱老庄,更爱谈玄。儒、道异途，门户各别。王弼在《易》学思想上受到后世儒生的批评是必然的。

因而,把义理之学先范的桂冠戴在王弼头上,实在是搞错了,这顶帽子理应属于孔夫子。这个错误的缘由大概还是在于儒者的自大,他们总爱把自家门户标榜为正宗,把儒家拔高到学术本源的地位,甚至认定孔子作《易》,于是不知不觉中把孔夫子的《易》理之学当成了原始《易》学固有的东西,这样,带有道家色彩的王弼《易》学才得以成为义理学派的先驱,今人才据此认为王弼创立了义理《易》学。

义理《易》学发展到王弼时代,中华本土文化的另一大系一道家思想已经派用上了。这样,以后的义理之学在思想方法取材上空间已极为有限,只剩下一个原本是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了。

但佛教思想因其内容的特殊性,即使与《易》结合,也没法结出像道家思想与《易》结合所得的那种硕果来。因而,到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将儒家《易》与道家(玄学)《易》结合,“仲尼为宗,辅嗣为本”,集二说于一家。这个做法既是对两种义理《易》学的身价定位,也是对懦、道两家义理说(易》方法的肯定。它同时反映出,如想沿义理一途继续说《易》,只能在儒、道两大宗思想之内寻找空间阐说义理。行至宋代,这种潜在的形势便转化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