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古代数术文献中，对数术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对于数术文献的研究,学者们本身的研究角度也有着不同的变化,较早时期对于古代数术的研究,研究者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科技史的角度,探讨古代数术文献中所包含的科学知识,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另一个角度则是从民俗学、社会学的视野,考察数术文化中所蕴含的古代社会或民俗的状况。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古代数术活动的认识,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古代的数术理论与数术实践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有自己的一套错综复杂的理论,与我们今天从西方引进的科学结构存在很大的距离。如果以今天科学的标准来严格地检视古代的数术文献,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把古代的数术理论和活动活生生地拆成科学与迷信两大部分,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削足适履的因素,这种研究并不完全符合古代学术的真正面貌,只是我们今天在重新阐释古代文明时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
第二,中国古代的数术活动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民众活动,它实际上还蕴含着一整套古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有它更广泛的思想背景,如果不能了解数术活动的真正内涵,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与社会现象来加以描述的话,有时不免会有隔靴搔痒之感,并不能真正走人数术活动之中,有时候甚至会发生由于不了解古代数术活动的真实含义而对古代的一些数术活动内容做出错误解释的情况。
有鉴于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注重从数术史本身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数术文献,把数术文献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结合当时的知识背景来加以研究,特别是对于新出土的简帛数术文献,许多学者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如饶宗颐与曾宪通两位合著的《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李学勤先生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李零先生的《中国古代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古代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胡文辉先生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今先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刘乐贤先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简帛数术文化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专著对于探讨简帛数术文献都做出了众多的建树,至于其他散见于各种刊物中的文章更是数目繁多,从而使简帛数术文献的研究获得了突出的成绩。在敦煌数术卷子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在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如邓文宽先生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黄正建先生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等,中国和法国学者还一起合作,编写了敦煌文书中数术类文献的提要(《中国中古时期的占卜与社会》,法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版),这些工作都对敦煌数术文献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通过学者们的努力,目前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对数术类简帛文献的研究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许多研究成果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以往的传统认识,比如至今仍在港台及内地所见到的通书中常常可以看见所谓的《轩辕黄帝四时诗》,学者们不仅在彝族古代的数术文献《玄通大书》找到类似的内容,甚至于在睡虎地秦简《日书》及马王堆汉墓帛书中也都发现了这种根据人的出生时间来判断人生吉凶的方法,这种几千年间连绵不绝的发展情况实在是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之外。又如十二生肖的起源问题,过去依据传世文献,只能追溯到东汉王充所写《论衡》中的相关论述,然而现在所发现的大批秦汉时期的《日书》材料中,往往都有与十二生肖有关的内容，从而使十二生肖的起源至少已经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且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十二生肖中的“午"不是与“马”相配,却是与“鹿”相配,这种差异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古代配禽体系的重新探索,有的学者甚至将之与秦代著名的“指鹿为马”故事相联系,指出这是“指鹿为马”故事的理论背景,令人耳目一新。再如尹湾汉墓简牍中的《神龟占》,是一种根据失窃之日所对应的神龟部位来占测能否重新追回失物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称为“神龟推走失法”,在六朝隋唐时代以至于彝族的《玄通大书》及藏族的数术文献中都一直有所保留和使用。又比如保存在《四库全书》中的相传为唐代李虚中所著的《李虚中命书》中,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是抄自于南宋时代廖中所著的《五行精纪》一书,因此关于《李虚中命书》的真实时代及作者以及本书的构成情况还可以重新加以考虑;而且明代著名的数术文献《三命通会》中的不少材料也是直接引自《五行精纪》一书的。因此过去我们认为可能是晚出的一些数术知识,实际上可能已经是经历了长时期的流传和实际运用。
总之,通过对出土及传世数术文献的研究表明,数术活动往往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许多数术内容实际上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由于古书的散佚,使得我们对它们的来源不很清楚,或者把它们看成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知识。由于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一些晚出的数术文献,往往反映的是早已有之的数术传统,这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在数术文献中的体现可以说是特别明显的,因此,加强对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研究,重新认识和回顾中国古代的数术史显然是一件很有必要、同时也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