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来加强对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的研究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的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的阶段,由于以往学者对于数术文化的忽视,使得数术文化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除了一些古籍提要类的书籍略有提及数术文献的相关情况之外,几乎没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数术研究工作可以供我们继承和借鉴,许多研究工作都需要白手起家,从而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古代数术文献的作者往往在史书中未能有太多的记载,加上术士们在所著书中往往隐去自己的真实名字,或把他们的书籍托名于古人,从而使得大量数术典籍的真正作者与时代至今仍然无法整理清楚。另外,数术类文献内容深奥,加上存在大量的误抄或讹字,因而对这类书籍内容的识读显得相当困难;至于那些新发现的简帛数术文献由于常常是用古文字所写,更增加了理解和释读的难度。再有,中国古代的数术典籍数量虽很繁富,但在历史上的散亡情况也极为严重,即使是那些流传至今的数术典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查和整理,使得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对中国古代数术文献的存佚情况或具体数量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最后,目前从事数术研究的学者数量并不很多,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并不够充分。当前对于简帛数术文献的讨论比较多一些,但与此同时对于传世数术文献以及数术史的研究工作尚很少有学者问津,即便是在研究较多的简帛类数术文献中,目前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主要是集中在若干个主题中,许多工作都还来不及展开,再加上许多重要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重要数术材料往往未能及时公布,也影响了学者们相关研究工作的进展。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数术的重新认识与研究还有大量亟待开发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在当前的情况下,怎样来加强对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的研究呢?我们觉得可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对于古代数术文献的研读,辨清数术文献内容的真实含义。由于古代的数术文献极为普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许多出土数术材料多为民间流传的材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字、漏字、衍字的情况,至于简帛类的数术文献由于还存在大量的古文字内容,识读工作更为困难。如果在对数术文献的文字及内容的辨读方面出现差错,自然不可能对数术本身有正确的认识;过去有些研究敦煌民俗的学者对当时的数术情况有一些不准确的分析，主要即是由于误解了敦煌数术的内容而引起的;至于简帛数术文献中的内容识读及理解方面,任务自然更为艰重。
二是加强中国古代数术史的研究。这应该说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传世的中国古代数术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数术文献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大量佚失,但仍有数量庞大的数术文献保存到了今天。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数术类书籍往往被正统学术界所摒弃不取,这些书籍在历史上很少能够进入官方的图书目录之中,使得我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现存中国古代数术书籍的全貌,对这一类的书籍缺乏足够的了解。应该说,在对文献的调查和掌握方面,数术类文献与其他类的古籍很不相同,其他类别的古籍我们今天都能够大致了解它们的存亡情况,可是数术文献却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数术资料搜求不易,这确实是中国古代数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所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很有必要加强对数术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改变目前这种茫无头绪的状况;另外,由于中国古代的数术文献很早就已流传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之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在国内已经很难发现或者已经失传的数术类文献,却能在周边的这些国家流传和保存下来,因此把这些文献重新引入中国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唐代数术家李凤的《天文要录》、萨守真的《天地瑞祥志》等数术文献在中国都早已失传,但是在日本却一直流传有序，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被重新介绍到中国。这些都属于对古代数术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另一个需要加强的研究工作是对传世数术文献乃至整个数术史的研究。近些年来的数术研究虽然很热,但其研究重点主要是集中在出土数术材料方面,然而与此同时,对传世数术文献的研究几乎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很少有学者做过太多的研究工作,甚至于像《开元占经》、《乙巳占》、《协纪辨方书》、《星历考原》、《三命通会》这样一些重要的数术书籍也缺少足够的研究,看来今后在数术类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展开。因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的数术文化或者深入研究出土数术文献,传世文献势必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只有把传世数术文献与出土数术文献相对比,运用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才能够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术史中的许多问题。
三是加强少数民族的数术活动及数术文献的研究工作。前面所说的数术类古籍主要是指用汉文写成的古书,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数术传统不仅在汉族中盛行,在许多少数民族中也十分普遍,例如藏族在古代就有丰富的数术材料,另外,像蒙古族、彝族等各族都有很悠久的数术传统,而且他们的数术活动与汉族古代数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值得认真加以搜集和对比研究。
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一些工作,比如有的学者把彝族数术文献与出土简帛数术文献加以对比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还有学者把藏族数术文化与汉族数术文化加以对照,也有许多很有意义的发现。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做得还很不够,少数民族的数术文化与数术文献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特别是由于各少数民族的数术文献往往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写成,由于这种语言方面的障碍,其中的很多材料都未能为学者们所理解和掌握。因此,如何搜集、整理和翻译少数民族的数术文献,也是需要认真进行的一项工作。
四是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目前研究中国古代数术的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科学史的研究,一是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一是数术史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是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各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长处,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互相借鉴和利用,因而很有必要进行相互的交流与合作研究。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今后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还有必要加强相关学科、相关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五是加强中国古代数术文化与周围国家、地区数术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国是古代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地区,其文化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都有重要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数术文化也同样在这一文化交流和传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以朝鲜半岛为例,朝鲜半岛也有丰富的数术传统,并与中国古代的数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1925年在朝鲜平壤南部的乐浪遗址曾出土过在中国极为常见的在数术活动中使用的西汉式盘的残片;另外,据《宋书·百济传》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向刘宋王朝“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当时宋文帝都一一准许;而《周书·异城传》亦称百济“解阴阳五行,……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可见朝鲜半岛亦很早就有数术的传统。日本的情况亦然,据《日本书纪》卷22 记载,推古天皇三年,“冬十月,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日本天皇还专门派了一些学者跟随观勒学习历法及天文遁甲方面的知识,而另一位天武天皇本人还懂天文遁甲方面的知识,在遇到灾异现象时自己还能亲自用式盘进行占筮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许多阴阳五行的相关知识也正是通过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传入日本的,可见朝鲜半岛在中国数术文化的外传过程中居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朝鲜半岛保存至今的古代数术文献数量也相当丰富,这些文献至今似乎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整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数目,但是据笔者所见,数量已经颇为可观,比如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数术文献数量就颇为丰富,如《卜筮正宗》、《神课金口诀》、《家宅坐向吉凶法》、《男女宫合吉凶法》、《选择要略》、《唐四柱看法》、《知来方》、《洞林诀》、《玉枢宝经》、《涓吉龟鉴》等,其中有些是中国的数术文献,但也有很多是韩国的数术文献;又如日本古代的数术活动非常发达,保留至今的数术文献数量也很多,如《占事秘决》、《阴阳杂书》、《阴阳略书》、《新选六旬集》、《簠簋内传》、《吉日考秘传》、《历林问答集》等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数术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已有学者把这些日本古代的数术文献与中国古代数术文化做了一些初步的对比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颇有启发意义。
二十世纪以来众多数术文献的重新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数术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出土数术文献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有着广泛前景、有待深入发掘的领域。随着数术文献的大量发现和许多学者的精心研究，中国数术文化发展与演变的脉络正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但这其中也仍然还有许多的困惑等待着人们去破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们关注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的研究,有更多的学者投人到中国古代数术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