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道教组织的演化和新道派的产生发展，各种注疏之作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以易解道的集大成者:邓锜

唐宋以来，随着道教组织的演化和新道派的产生发展，《道德经》的解读工作更加受到道教界的重视，各种注疏之作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由于时代的变迁，注疏者不可否认要增益新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不仅表现在诠释角度的不同，也表现在“以易解道”力度的增加。这时候，易学的许多流派的观点纷纷被引入道教文化殿堂之中，而引人注目的当然要算易学思想与《道德经》注疏之学的进一步会通。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邓锜的《道德真经三解》。

邓锜生平正史不载，道教传记类书也不见记述。不过，从《道德真经三解》的序言中可略知一二。该书题署中有“玉宾子”三字，这应当是他的道号。书前序言若干篇，其中有一篇出自元代金丹派南宗门人萧廷芝之手。萧氏在追溯《道德经》传授系统的时候既罗列金丹派南宗传人白玉蟾、彭耜，又历数王重阳北派全真道脉传人，但更推崇南宗一系，可知他主要是南宗门人。在序言的末了，萧氏自称“弟子”，这就说明邓锜也是萧廷芝的老师。又，邓锜自序写于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可知他是元代成宗时期人。

邓氏阐释《道德经》之所以称作“三解”，按他自己的说明:一解“经”，主要是文字考订与句读工作;二解“道”，直述天地大道始终，让人明白其精义;三解“德”，这是对大道之功用的进一步引申。他认为:《道德经》，“其经与大《易》准，中间有不得容心者矣”。意思是说，《道德经》与《周易》这部古老的经书具有共同的准则，容不得主观的个人心思夹于其间。邓氏力图排除主观臆断，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他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另当别论。不过，他别出心戴地结合易学原理来阐发《道德经》思想并进行多方发挥，这倒是有案可稽的。

《道德真经三解》卷一开篇《道可道章第一》，即应用了《周易》的“咸卦”“恒卦”“秦卦”“否卦”“巽卦”的相互关系来解释《道德经》关于“可道”与“常道”的区分;《天下皆知章第二》中应用《周易》的“乾卦”“坤卦”“坎卦”“离卦”以解释《道德经》的美丑善恶意义;《不尚贤章第三》应用《周易》的天地定位之说阐释《道德经》的“不争之道”;《道冲章第四》以《周易》的太极原理及震卦说明《道德经》关于“大道中虚”的思想…《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再度以“太极”理论总括圣人之道的意蕴。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氏《道德真经三解》一书几乎每一章都贯穿着易学的原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邓氏不是单纯地应用易学卦象或言辞，面是注重各卦之间的关系以发挥《道德经》的思想观点。例如在《和大怨章第七十九》中，他说:天地合而甘露降，阴阳和而风雨时。损益，盛褒之始也。三阳出地，地天蚕也;地天方泰，三上相交，损其盛也。三阴出地，天地否也;天地方否，初四相交，益其衰也。故曰:损益盛衰之始也。

邓氏指出，天与地感应相合，甘甜露水就降下来;阴与阳和谐相助，刮风下雨就顺应时宜。损与益，这是事物兴盛衰落的起始。

三画阳爻出现在地上，就成了“赤卦”之象;地与天刚刚开泰，三爻之阳与上爻之阴相交感，这是大自然冻损过盛的表示。三画阴爻出现在地上，就成了‘否卦”之象，天与地刚刚闭塞，初爻之阴与四爻之阳相交感，这是大自然增益衰落的迹象。所以说:报与益是兴盛与衰落的开始。

初一看邓氏上述解说，有些读者也许难于弄清其基本意义。要明了其思想脉络，关键是抓住他所依据的四个基本卦象，即“损卦与“益卦”“泰卦”与“否卦”。《周易》中的损卦居于第四十一，象征减损，其义主损下益上;而益卦居于第四十二，象征增益，其义主损上益下。根据易学“变卦”原理，损卦由泰卦变化面来。泰卦下三爻为阳爻，上三爻为阴爻，第三爻升到了终端的上爻，而原有之上爻下降到了第三爻的位置，换一句话说，三爻与上爻阴阳交感互换其位，泰卦就变成了损卦。再看益卦，乃由否卦变化而来，否卦与泰卦之象相反，否卦下三爻为阴爻，上三爻为阳爻，初爻之阴与四爻之阳相交感，阳下奔面阴上升，初爻与四爻互易其位，否卦就变成了益卦。由否卦与泰卦所变的损益两卦，反映了宇宙阴阳的盛衰，所以说损益是“盛衰之始"。有否有秦，天地运行，否极泰来，这是事物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泰卦九三、上六爻互感易位变损卦，否卦初六、九四爻互感易位变益卦。)

否泰损益的卦变与老子《道德经》“和大怨章”有什么关系呢?老子这一章是说，调解深重的怨恨，必然还有遗留的怨恨，不是什么妥善的解决办法。老子主张“天道无亲”，自然规律是没有偏爱的。不论是损是益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人为地去“调和”大怨，那就违反了天道。邓氏引入了《周易》中的否泰损益的卦变，正是为了说明老子这种天道的自然损益之理。从这一章的解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邓氏是一个对易学相当精通的道教学者。他的《道德真经三解》是宋元以来以易解道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