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门中坚本有易学涵养，是以易解道发生的直接原因，早期的道教人物受到了易学的训练
“以易解道”的文化现象除了从先秦道家学术渊源方面可以找到发生根据之外，我们还可以就道教中坚人物的文化素养方面加以考察。
正如历史上其他学派的大多骨干分子不可避免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一样，道教的中坚人物也大多获得固有文化乳汁的滋养，这种滋养自然包括易学的内涵在其中。实际上，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有关道派创始者或其他道教骨干人物的“生平神迹”，就不难看出其间所携带的“易学信息”。下面，我们就从太平道的先驱者一干吉的有关神话故事入手来具体说明。太平道是出现于东汉末的一个道教派别，有名的“黄巾起义”就是以太平道作为组织形式的。由于该道派信奉《太平经》,所以称作“太平道”。太平道的实际组织者是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但就经书的传授来说则必须追溯到更早时期的干吉。
干吉，或称于吉，琅毒人，本来叫做“室”，后改名“吉”。
据说，他祖上几代人都有“道术”，不杀生命。干吉获得家传，勤苦修炼，经常游历曲阳流水上，得到一部百余卷的所谓“神书”，也就是道教极为推崇的《太平经》。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记载，干吉得到“神书”之后生了一种“痼疾”一很难治疗的病，十多年医治不愈。他只好每天早晚烧香裒告上天，祈求救度。据说他的虔诚精神感动太上老君。于是老君派帛和以卖药翁的身份前来。在一个街市中，干吉遇到了帛和，传授了读经之法。帛和说:“这部神书不但可以治病，而且还能够使人长生。”于吉拜受神书，疾病很快就好了。此后，于吉依老君旨意，把这部书扩充为一百七十卷。由于干吉勤于修行，又感动上苍授给“神方”，这是一首七言诗:
吾字十一名为士，丙午丁巳为祖始。四口治事万物理。
子巾用角治其右，潜龙勿用坎为已。
干吉所得的“神方诗”共91个字。他尊奉而行，且收徒授业。
以上描述固然充满神秘意味，但也并非全属子虚乌有。像“神方诗”91字便见于今本《太平经》中，只是文字有些差别，如“士”字在《太平经》中作“止”，而“己”字《太平经》则作“纪”。可见是有来历的。
神话故事引述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其中所包含的易学内容了。假如我们弄清符号密码式的“神方诗”的字义就会发现其中的易学象数秘密。根据《太平经钞》丙部的资料可知，“神方诗”第一句中的“吾”是“神人”自称，“十”暗示受神方的人办事应十十不误，无一欺诈。“一”是守一行之不止，所以“士”又暗藏“止”义。“止”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足”。这表示意念贯注于足部，是古代气功修炼的一种方法。第二句中的“丙午丁巳”指出了施行这种神方修炼法的要领-阴阳合和，因为“两午丁巳”便含有阴阳。丙午为纯阳，丁已为纯阴，“祖始”表示民返本初。纯阳为乾卦，纯阴为坤卦，两者合和。则天地交感。第三旬中的“四口”暗合“言”字，因“言”字上面有四画，所以称“四”，整句“四口治事万物理”是说每日习念神方诗就临使身体的器官谐调，进而天下万物和谐有章法。第四句“子巾用角治其言”暗指“诵”字，言称诵读此神方诗不止，可以“上得天意”。第五句中的“潜龙勿用”出于《周易·乾卦》初九爻醉，表示巨龙潜伏水中，暂不施展才用;而“坎”字也是《周易》中的一个卦。“神方诗”化用乾卦与坎卦以示甲子岁冬至日应该闭关守时待机。至此，我们可以明白，“神方诗”乃是把文字离合之法与易学的卦象旨趣申通起来。干吉要学好这样深藏象数底蕴的“神方诗”，不读《易经》及其有关刚释性著作，那几乎是难于想像的。
从于吉这种“传经”奇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早期的道教人物的确是受到了易学方面的训练。尽管这种“易学”带有相当浓厚的神秘色彩，但它作为一种桥梁，在道教中人“以易解道”时发生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其实，像这种得到易学浸染的道教领袖人物又何止干吉一人呢?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道教传记类书，我们几乎随手就可以找出一大群。许多道书记载道门领袖人物时，往往会言及他们原先所受的教育，如葛洪《神仙传》在叙及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时，说他本是“太学书生，博通五经"。研究古史的人都知道，所谓“五经”是指《易》《书》《诗》《礼》《春秋》。既然是“博通五经”，想必对《易经》也是相当熟悉的。张道陵创教初期即以老子五千言《道德经》教授门徒。当然，他不是简单地教人囫囵吞枣式地一读了事，而是经过一番重新解释的。他所述《老子想尔注》字里行间也暗藏着易学秘理。如他把“道”当作“天”，属阳;把“德”当作“地”属阴。这种运用阴阳思想来解说“道德”的做法本身就是因袭易学面来的。张道陵之后，上洛人台产，年轻时精研京氏《易》，并将其学广泛运用于风角、星算之类预测之中。晋代道士鲍舰“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
同时代的葛洪在16岁时即开始读《易》以及其它经书。南朝著名道教学者陶弘景，幼年即好学，据说他“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他所读的书当然包括《易经》。《茅山志》著录有陶弘景所作的“易类”专书《卜筮要略》一卷，《周易林》一卷，《易林体》三卷，《易髓》三卷。能够撰写这么多的易学专著，足见其功力已非同一般。像陶弘景这样的人物，如果要再作一番稽考的话，我们还可以找出相当多。这些著名人物，由于在道教中有很大影响，他们钻研易学的风气必定会在其组织内传播开来，从而将其易学的象数与义理融进《道德经》注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