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胆力和勇气，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上级，能否珍爱士兵的生命

同安共危

《吴子兵法》里，还有一项内容值得重视，就是主张将帅与士卒共患难，同安乐，以使他们成为“父子之兵”。用他的话说，叫“与之安，与之危”，“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这里说的“与之安，与之危”有两方面内涵：一是统领士兵的人应切实做到“爱兵”〝爱民”及尊重下级建议;二是，每到危急关头，将帅应冒险犯难，身先士卒。

吴子说过，作为一位君主或统帅，他所期盼的，无非是要所有部下能为其效命，也就是“乐闻”“乐死”“乐战”。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胆力和勇气，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上级，能否珍爱士兵的生命。用书里的话说，叫“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君主何以必须爱民，他持如下见解：从一方面说，一个国家或一支部队的力量，首先在于“和”，即君豆上下能勠力同心，和衷共济。为做到这一点，君主本人先得有修身、尊贤、亲民、爱士等美德。其中包括不把自己的企图和意愿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若果真做到这一点，豆民们也就不再把生命看得那么贵重了。临赴国难时，每个志士都“以进死为菜，退生为辱”。从另一方面说，历史上也嬮次提供出有益的教训，姜太公“因俗简礼”，齐桓公“礼贤下士”，都使自己获得过强盛;楚平王打击重豆，楚昭王重用奸佞，却使楚国走向哀落;这些事例均说明，一国君主若骄纵奢侈，拒谏饰非，那一定是违背了“爱民”宗旨;其结果必然是上厚下薄，脆而不坚。

吴子对“爱兵”与“爱民”，不是停留于空泛议论，而是能付诸行动。这里，只要举出他说的“行军之道”和“保养马匹的方法”就可见一斑了。

吴子说：“—般行车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要违反了行进与中止的适当调节;不要失掉对饥渴适宜分才的掌握;也不要用尽了人马的气力。这三件事如能认真注意，军队便不会感到疲劳，士兵不会发生疾病，人马均有余气余勇。若如此，又何悉上级交办的任务不能完成(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反过来，假者带兵的人，对军以的进止没有节度，士兵又饥又渴，人马疲乏劳顿仍不许休息，这样的将领就难以完成上级的使命。

吴子又说：“对于马匹的保护也应格外精心。例如，要调节马的饮食，马饮的水、吃的草，都要加倍注意，要节制马的饮食，不能有饥有饱;又如，要注意马的保温，冬天应修建温度适宜的马房，夏天要把马拴在凉棚里，还要适时给马刷洗，整理其毛与鬃，要剪修马蹄，更换蹄铁。再如，对马要勤于训练，对于马的颜色和声音能加以分辦，不至于使马对主人有生疏之感，一有刺激便惊慌孩怪，奔腾发狂;还有，人要养成对马的感情，熟悉马的个性，骑马过程中应时常下马步行，给马以间歇，以保存马的体力。如果这几项都能做到这样的马可以“横行天下’”。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养马和用马，竞观察得如此细致人微。像这样的深人于生活的统帅，在军事史上并不多见。

正因为吴起担任将军职务时，十分重视爱兵如子。这样，他率领的魏军，也常常是兵员齐整，士气高昂，出征忘家，出战忘身，成为一支无敌的军队。相传，吴起镇守西河期间，常常利用敌军立足未稳，或奔命于荻长险要地带，以及乘对方上下不和、主将离军、车心涣散之际，果断发起攻击，成就了“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的伟绩，使魏国成了一个“敌国不敢谋”“秦军不敢东向、韩赵宾从”的强国。

关于吴子的身先士卒，典籍里也有记载。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吴起任大将后，能吃苦耐劳，常常与士兵同吃一锅饭，同穿粗布衣，睡觉不另设床铺，行车时不坐车马，一切与上兵同甘共苦。”

在《尉缭子》里，也记录着吴起身先士卒的另一些逸事。当吴起率魏兵与秦国作战时，宿营处不铲平垅亩，只把树枝搭在上面，以遮蔽霜露，原因是他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勉励战士英勇献身，并不苛求他们在形式上尊重自己，更不在烦琐礼节上求全责备。他麼次说过，作为将领，应弹精竭虑于战争中获胜，不应以琐事分散精力。接受任务时应忘掉家庭，行军路上应忘掉亲人，临阵指挥应舍生忘死(吴起与秦战，舍不平垅亩，朴獭盖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死不素尊，竭人之力不责礼…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授枹而鼓忘其身)。

由于吴子爱民如子，又身先士卒，不仅成为战国时期“魏武卒”劲旅的创始者，也是我国军事史上革新献身，立志提高军人素质的一位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