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攸关”的神秘，成了古代哲匠对抗权势横暴于预和应付世俗心理的武器

作为泰陵建筑总体布局的序列起点，大红门南对元宝山为朝山，元宝山东西两翼，又有东、西华盖山的耸峙，成为陵前气势雄伟的天然屏障和对景。而大红门两翼，则东有九龙山，西有九凤山逸逦延展，大红门则正扼于两山天然豁口中间，前后地势在聚中又呈宏腐。南易水更分岔在这山口南北汇流，因纳这天然水势，大红门前筑五孔白石拱桥，后修石平桥，再于门前疏密得宜构筑了东、西、南三座五间六柱十一楼石牌坊，更增强了这陵区人口的空间界面。天工人巧的完美结合，显现出非同凡响的气。这种精心布局，如果荷且迎合皇帝旨意，展拓向外，则必成败笔。

至大红门北，相距 700米，有蜘蛛山横卧为案山，其间两跨北易水的石平桥和七孔大石拱桥横割这地段为各长100米、250米和200米的纵向段落。按例，中间一段要留置建立圣德神功碑亭，并于其四隅竖立华表，则其北200米长一段地势，逼近蛛山建置龙凤门并于其前拱列石像生的仪仗，既失局促，更使龙凤门后因案山阻隔而割断了这重要仪门对于陵区后部建筑群的密切联系。这样，因乘天然形势，泰陵设计将神道展抵蜘蛛山南，随即向东转旋，至绕过蜘蛛山复展曲为直，龙凤门便配置在蜘蛛山北神道由曲展直的转折点稍北，再于其北配置石桥、神道、广场，一气呵成，将寝后部建筑序列有条不紊地展开，使龙凤门作为棂星门而同陵寝后部主体建筑紧密联系的空间艺术效果得以充分表现。

龙凤门的配置，表现了建筑配合山川形势的深思熟虑，前拓或后移，事实上都难以得到完美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其前“雨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转旋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从建筑外部空间设计和景观建筑学的角度看，理由充足，无可懈击，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十三年，具有很高艺术修养的乾隆坚帝囿于礼制和孝道的考虑，置风水地地形于不顾，强行建置五对石像生拱列蜘蛛山南*。除了典制“完善”一节，于整个陵寝建筑布局的组织程序，并无良效增益。由于蜘蛛山南北阻隔，这组石像生既失去了龙风门横陈为底景的依托作用;也失去了它们拱卫、迎候于仪门前“聚巧形而展势”的应有效果;在泰陵建筑的整体格局中，形同蛇足。但即使如此，负责经营泰的臣工不抗上，坚持了他们对于建筑艺术的执着追求，从而使他们的匠心从全局上得到贯彻实施，乾隆皇帝一意孤行，终未能伤及大雅。

值得指出的是，有关这一史实的文字载述，如果结合实地考察加以体验，则关于“风水攸关”的神秘，全可了然。它们不仅具有深刻的艺术科学内涵，而成为“古代的景观建筑学”和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理论;即使披有神秘外衣，除了认识论、宇宙观方面的原因外，也是封建时代专制政治使古代哲匠为保护其职业生存与尊严而不得不为之。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风水攸关”的神秘，也成了古代哲匠对抗权势横暴于预和应付世俗心理的武器。纵览有涉风水问题的大量史实，是不难看清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