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根据《易》道来观察解释政治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一种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政治思想

追求和谐——《易传》为拨乱反正之书

《易传》根据以阴阳哲学为核心的《易》道来观察解释政治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一种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受到历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重视，用于拨乱反正，克服由君主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危机，变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实际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自秦以后一直是奉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

这种体制是根据法家的一套专制主义的理论建立起来的。法家对社会整体的看法与《易传》不同，不是立足于和谐，，而是立足于冲突。他们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利害相反，不盾对立，“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扬权》)，相互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为了使社会不在斗争中陷人解体，他们主张加强君主专制，强化中央集权，反对臣民凭借文化道德因素参与政治，运用严刑峻法的手段来建立一种独裁统治的秩序。比如商鞅就把社会中的文化道德因素称为“六虱”，韩非则归结为“五蠹”，认为它们危害君权，必领彻底铲除。法家的这种恩想把君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因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一直是居于主流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专制政治有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总是要不断地出现各种偏差。偏差之一表现在处理君民关系上。

专制政治强调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殊不知这种绝对权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君主迷信权力的绝对性而胡作非为，不顾人民的死活，推行反人民的暴政，这就会激起人民的反抗，从而反过米否定专制政治本身。偏差之二表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专制政治强调君为臣纲，君主享有对臣下的绝对支配权力，臣下必领服从君主，殊不知君主在各个具体的领域都必须依赖于臣下。如果君主不懂这种依赖关系而独断专行，拒谏饰非，或偏听偏信，重用宠佞，势必上下堵塞，大权旁落，从而也否定了专制政治本身。究竟怎样纠正偏差，克服专制政治所造成的危机呢?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唯一的途径就是像《易传》那样，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刚柔相济、阴阳配合的统一体，强调君权的相对性而否定其绝对性，运用社会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道德因素对君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因此，历代的有识之士为了治理乱世，使之恢复正常安定，往往抱着强烈的忧惠意识，从《易传》司母戊方鼎中寻找拨乱反正的理论根据。这就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以《易传》的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尽管这种思想并未否定君权，也没有达到近代民主主义的水平，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股站在文化道德的立场与专制主义思想相抗衡的强大的力量。

《易传》的这种立足于和谐的政治思想与儒家所主张的德治仁政、道家所主张的自然无为息息相通，实际上是从阳阳哲学的角度综合总结了儒道两家思想的产物。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强调政治应该服从道德的制约，认为社会是由体现了血缘亲情的道德因素凝聚而成的和谐的共同体，主张在君臣上下之问提倡礼让精神，奉行相对性的伦理，而极力反对“上下二日百战”的斗争意识。孔子曾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 道家把人类社会看成宇宙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存在的状态是自满自足，完美和谐，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外来千预，因而最理想的政治是一种顺应社会的自然本性的无为之治。《老子》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家反复强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不是人民依赖君主，而是君主依赖人民，君主应“以 百姓心为;心”，不可滥用权力，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