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神至上，王权神授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彖》传在这里表现了自然天道观和神学天命观两相兼顾的思路。这种思路我们可以由《彖》传对《革》卦卦辞的解释得到进一步证明：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草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華》之时大关哉。

文中第一句天地连文，毫无疑问，天是自然之天。下文“顺乎天而应乎人”，天人相对，很显然，这里的“天”同上面“天地”连文的“天”不同，是天神之天。“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作者沿袭周初人的观念对“汤武革命”的评价。 “不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大孟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戒殿，诞受厥邦厥民《尚书•康诰》。这是周人对周代殷命的权威解释。“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彖》传对周人解释的发展，表现出兼顾上帝与自然、天神与人民的理论思路。

这种兼顾自然与上帝的理论思路，可以说是《周易大传》的共同倾向。《系辞》：

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神物”，指著草。下文又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系辞》认为，蓍草的不同排列，变化莫测，神妙非常，定非自然而生，乃上帝有意所为。圣人取菁草，造筮法，成《周易》，指示人事，趋吉避凶，即所谓“以前民用”。这是明显的神学世界观。但开头却说“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又表现出自然规律与人事生活相对应、相统一的思想。《系辞》的这段文字，既是“神道设教”的注释，又是《彖》传自然与天神兼顾的思想倾向的证明。

《彖》传“神道设教”兼顾自然与天神的思想倾向，反映着《周易》“天人合一”思想的双重内容。在后世，这种倾向分别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进一步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有方式，阐释人事与自然规律相吻合、相统一的思想，这当以《吕氏 春秋》为代表。这部杂家之言，在天人关系上，承继着《周易》“神道设教”的兼顾倾向，而侧重于“法 天地”。揭明该书宗旨的《序意》说：“上古之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全书以十二纪为纲，编造了一个综括天文地理人事相互关系的世界图式，以时令统率行政活动。

尽管这部书有形式上拼凑、内容上羼杂等缺点，但它提出的“法天地”命题的内容是明确的，并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措施效法天地提供了理论基石。

另一方向是沿袭商周时期神学世界观，宣扬王权神授，这当以董仲舒为代表。

这位封建时代的神学理论家，在他的《春秋繁露》中反复地、多角度地阐述一个主题：天神至上，王权神授。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义》)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为人者天》)天是至上之神，是人间最高主辛;帝王受天的命令来统治天下。他又说：“王者配天，谓共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通有也。”(《四时之副》)“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

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若合符。”(《四时之副》)这就是说，君主施政要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合。在《五行逆顺》中他还要求政令与地之金木士水火五行相配合。这样，他就把阴阳五行理论纳人了天命神学的体系之中。童仲舒的政治哲学与《吕氏春秋》的哲学倾向，虽然不同，但兼有法自然之天的思想又是一致的。综合两者，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前期的政治哲学的两大支点：王权神授和天人感应。而这两点都可以从《家》传的“神道设教”得其近源。《周易》以卜筮之书被封建统治者列为五经之首，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弥纶一切、冠冕群言的地位，主要是“神道设教”从根本上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神道设教”，配合着“王权神授”的思想，借助于天神，宣告封建王权是不可动摇的，所谓“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正是这一思想的表现。“神道设教”又蕴涵着“天人感应”的观念。

它套用“同类相感”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治乱兴衰、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理论”从本质上说是荒嘐的，但给人以合乎事理(自然规律)、合乎人情(喜怒哀乐)的假象，因之，春庆夏赏秋罚冬刑成了历代帝王“仁政”的体现。《周易》给中华文化所提供的首先是这样一个封建政治统治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