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符的基本理论：字纸神性的观念，字纸的道符也具备辟邪驱鬼的功能

古代中国人认为，名字一旦书写在纸上，就成“字纸”，这种字纸也能和书写的原形感通，具有原形的体性、神性和灵性。字纸神性是从“画以象真、有灵相通”的观念演变而来的，在思维模式上是一致的，但又是对画像有灵的超越，它使具象的画变成了抽象的名。中国古代的避讳便是字纸神性观念的一种表现。由于人的名字被书写后，便有了人的体性，如同真人一样，与之有关的人就要避讳，以示恭敬。所谓避讳，就是用改字法、空字法、缺笔法避免直书其名，使之不具有原形的体性。司马迁写《史记》，因其父名“谈”，所以把书中的“赵读”改为“赵同"，把“李谈”改为“李同”;六朝时，有人为避家讳“桐”字，把梧桐树改作白铁树;清朝刘温叟，因其父名“岳”，竟终身不听“乐”，这是家讳。更有避帝王与圣人名讳的，宋大中祥符七年规定，“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宋朝绍熙元年下令:“今后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并合改易。”金代规定，“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合回避”;清代规定，孔孟名讳必须敬避，孔丘之“丘”须改用缺笔字，地名中的丘改为“邱”字。

不仅名字因具有其人的体性需要避讳，而且连写了其名的字纸也需敬惜。甚至连普通的有字之纸也须珍爱，这就是中国人爱惜字纸的传统习俗。李唐时代，有人敬惜字纸，凡废弃的字纸均要一一收集，葬于土中,谓之“文冢”。如《文泉子·兜率寺文冢铭序》载:“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记载了一个因惜字纸而积德延年的例子:“冯南江恩，有仆冯勤，其父佣者也。素多病，日者谓其短造，甚忧之。问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为佣，不能积德，惟勤洒扫，惜字纸，乃可延耳。佣乃市箕扫，遍历所居村巷，凡有秽恶，悉为扫除，见一字，则取置于筒，至暮焚之，岁以为常，寿至九十七，无疾而终。”冯佣惜字纸接受的是道士的劝告，可见道教是重视字纸的。道士专和神人打交道，其书写的符箓、青词、宝诰、上章等要涉及大量的神仙名号，这些书写品自然具有神性，故当珍爱之，以示对神的恭敬与崇拜。明代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卷一有一个因错字纸而获上帝神仙护佑的故事;反之，也有糟踏字纸而受惩罚的例子。《聊斋志异·司文郎》中叙述了一前朝文学大家，因生前抛弃字纸过多，死后被罚作盲鬼面漂泊人间的故事。

符也是一种“字纸”。符中的“字”，大多是代表鬼神的符号，比如有专门代表“三清”的符号，代表星神的符号，代表鬼的符号，也有的干脆就写上鬼神的名字，如道士常常用符役使的六丁六甲神将，其符便上书“丁甲”二字又如召吕祖符，符上书有“吕仙急降”四字，通过书写神鬼名及其符号，此字纸便有了神灵的体性，就可以和神鬼感通，具备了召神劾鬼的功效。当然，符之有“灵"，不仅仅靠书写神鬼之名来获取，还须通过种种通神仪式、书写时交神方法、特定的书写材料，以及辅助法具等等为符“点灵”，但书写字符本身，也是道符获取神性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便来源于字纸神性的观念。

至于书符用的纸，是所谓的“黄裱纸”，按道教的看法，这种纸也是交神的材料(详见“画符的材料”一节)。由于字纸具有神性，故鬼魅畏之。《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谓“作书”，就是发明文字，为何发明了文字鬼会痛哭呢?汉人高诱注云:“苍颉视鸟迹之文造书契…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可见鬼是惧怕文字的，因为文字可以交神，通过神来劾鬼。根据这一材料可知，至少在西汉前期，就有了字纸神性的观念。

正因字纸可以勤鬼，作为字纸的道符也自然具备了辟邪驱鬼的功能。或者说，巫道正是从字纸具有神性、可以劾鬼的观念出发，认为符能够役神逐鬼。《后汉书·方术列传》称方士麴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麴圣卿以符劾鬼，当然不会是真有其事，但问题是，大家居然都深信不疑，并堂而皇之地载人正史，这不能不归功于字纸神性观念的普及。不仅方士，道教也认为书写鬼名于纸上，便可制鬼。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五》引道教经书云:“这书载有二鬼，一日语忘，一日敬遗，能使人难产。知其名而书之纸，则去。”所谓“知其名而书之纸”，就是写有二鬼之名的符，此符被道教用于驱逐难产之鬼。

由于字纸具有神性，故道士对于作为字纸的符也十分珍惜，严禁污秽。《万法秘藏》卷二云:“道天灵文，不可胡书乱写，抛弃污秽。作践之中，殃及其身，实不谬矣，宝之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