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太极图说》阴阳哲学的原理，立足于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与佛教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
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人物，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都是对《周易》的解释。在《太极图说》中，周敦颐依据阴阳哲学的原理，立足于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提出了一个与佛教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在《通书》中，周敦颐结合《中庸》论诚的思想，把《周易》推崇为“性命之源”，为理学建立道德本体论、重新解释《四书》奠定了一个以易学为依据的理论基础。朱熹编订周敦颐的著作，为了突出《太极图说》的地位，把它置于《通书》之前。朱熹认为：“盖先生生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著⋯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周敦颐集》卷二)后来黄百家编订《滋溪学案》，又根据黄宗義、黄宗炎的说法，改变了朱熹所排的次序。黄百家在案语中指出：“《性理》首《太极图说》，兹首《通书》者，以《太极图说》后儒有尊之者，亦有议之者，不若《通书》之纯粹无疵也。”(《宋元学案》卷十一)这两种看法，着眼点不同,各有所见。就《太极图说》来源于道教的传授系统、混杂了老氏的虚无之旨而言,诚然比不上《通书》那样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纯粹无疵。但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借助于易象所建构的一套宇宙论也确实是《通书》的纲领所在，无论是就周敦顾本人的思想体系还是就理学运动的理论发展而言，都应该是《太极图说》在前而《通书》在后。
《大极图说》由图和说两部分构成，图是以易象对易理的图解，说是以文字对易理的解说。后世学者围绕着图和说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比如朱震认为，此图之传，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朱熹则认为乃周敦颐之所自作。陆象山认为，《太极图说》以“无极”加于“太极”之上，“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所谓”无极而太极”正是老氏有生于无之学，而非儒学正宗。朱嘉则曲意辦解，极力维护，证明周子是个纯儒，认为老氏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之言，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朱陆之争是理学史上的一大公案，这场手论涉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其一是义理问题，即如何理解《太极图说》的哲学意义，评价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其二是考据问题，即此图之传是否来自道教，其说是否混杂有佛老二氏的思想成分。
前者可以见仁见智，依据各人的哲学主张做出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后者则只是一个单纯的澄清史实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确定理学在开创时期与佛老二氏的关系，无论做出什么回答，都不影响对义理的理解和评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陆二人都以继承儒家的道统自命，视佛老为异已，双方都力图站稳儒家的立场，与佛老划清界限，于是关于《太极图说》的考据压倒了义理的研究，攻之者见其有，辩之者言其无，把一场学术上的是非之争转化为一场以考据来检验意识形态的是否纯洁之争。后来黄宗羲评价这场争论指出：“朱陆往复，几近万言，亦可谓无余蕴矣。然所争只在字义先后之问，究竟无以大相异也。”所谓“无以大相异”，是说朱陆二人维护道统的儒家立场并无差别，“然所争只在字义先后之间”,则是对这场争论停留于文字考据的范围表示不满。为了推进对《太极图说》的理解，转换人们的思路，黄宗羲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义理问题，试图引发人们去重新研究。黄宗羲认为，朱子解“无极而太极”，是以理先气后之说解周子，未得周子之意，而周子所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证明理气不可相离，故加“妙合”以形容之，犹《中庸》言“体物而不可遗”也。(《宋元学案》卷十二)但是，到了清代，考据之学大盛，人们对义理问题不感兴趣，黄宗羲的努力失败了。如果说自南宋以迄于明末，这场争论在宋学内部是朱陆两大学派的门户之争，发展到清代，就成了汉学与宋学之争了。黄宗炎作《太极图辨》，毛奇龄作《太极图说遗议》,朱彝尊作《太极图授受考》，他们花了很大的气力，找了不少的证据，有的证明其本于陈技刻在华山石壁上的《无极图》，有的证明其本于《道藏》的《真元品》和宗密《禅源诠集》的《十重图》，由此得出结论，《太极图说》虽出自周子濂溪，为赵宋儒门之首，而实本之二氏之所传，不可为训。这是企图以贬低《太极图说》作为攻击宋学的突破口，把义理问题完全归结为一个考据问题，以是否混杂有异己思想成分的考据奉为评价义理的唯一标准。平心而论，这场争论延续了数百年之久长期不能解决，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之中，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我们今天回顾这场争论，完全可以抱一种超越的态度，不再去重复古人的那种朱陆之争和汉宋之争，以义理归义理，以考据归考据，把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分开来研究。即使我们通过新的考据推翻了清儒所列举的证据，证明了《太极图说》乃周敦顾所自作，也用不着像古人那样做出贬低或者推崇的结论，更不必以此来否认理学本身即是三教合流思潮的产物这个宏观的历史事实。
其实，就周敦颐本人的心态而言，他从来没有以排斥佛老的纯儒自居，而是胸中洒落，气象恢宏，虽然广泛涉猎佛老的典籍，与高僧道人结为契友，仍不失其儒家的本色。他曾作《读英真君丹决》诗，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的易学与道教有着很深的洲源。其诗云：“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处更知微。”《道藏•洞真部•玉诀类》载有《阴真君还丹歌注》，署名希夷陈抟注。周敦颐所读之《英真君丹决》，盖即此书。此外，他对佛教也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的《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诗云：“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他曾以《周易》与《法华经》相比较，认为“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其妻兄蒲宗孟在《周敦颐墓碣铭》中描述他的为人说：“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问。”“乘兴结容，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菜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及其以病还家，犹篮與而往，登览忘倦。语其友日：今日出处无累，正可与公等为逍遥社，但愧以病水耳。”虽然如此，周敦颐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儒家。他的《任所奇乡关故旧》诗云：“老子生来骨性寒，宝情不改旧儒酸。”《按部至春州》诗云：“按部广东经数郡，若言岗瘴更无春。度山烟锁埋清昼，为国天终护吉人。万里诏音颁降下，一方恩惠尽均匀。丈夫才咯逢时展，仓廪皆无亟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