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是掌握全军命运的人(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将之道

《六韬》里对将的重视程度与《孙子兵法》有雷同之处。认为将帅是掌握全军命运的人(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但符合什么条件才是称职的将帅呢?作者依据循情究道的原则，对将应具备的才能及可能发生的过失，以及君主应如何选将和用将等作了较充分的评说。

作者认为，将有五才十过。何为五才，即勇、智、仁 信、忠。虽说，这里的五才与《孙子兵法》里讲的将有五德大体相当，但也有不尽吻合之处。所谓不尽吻合，除了是用“忠”代替了“严”以外，在五才的排列顺序上，勇放在了第一位。就是说，照《六韬》所见，对一名合格将帅说，首要的品格是要有胆力。这一观察更符合于军事行为的特点，也是该书论将的见长之处。后代的兵家对此有所继承和发挥。如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详尽分析过军人的“体质丰伟”“艺精”伶俐”“力大”等优良素质，认为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仍在胆力。书中说过：体质丰伟而胆不充，缓急之际，脂重不能疾趋;艺精而胆不充，临事怕死，手足仓促，进而会离众出走;伶俐而胆不充，未遇之先爱择便宜，每见危难预思自全之路;力大而胆不充，征战之时足软眼花，呼之不用，推之不动。凡此都说明，对一名军人说，胆力是支配一切、制约一切的基本因素;失去胆力，一切的优秀品质都无从发挥。这些论述同《六韬》里关于为将条件的分析，可说是一先一后，相映成趣。

上面说过的用“忠”代替“严”，也是《六韬》里的五才与《孙子兵法》五德中另一点差异。严是指军纪严明，忠是指忠于国君;前者主要是对下，后者则主要对上。为什么《六韬》特别强调将帅对君主要忠?这也许同战国后期战争规模扩大，战场与国都距离较远以及君主与主将常常不在一起等因素有关。这从一个侧面似乎也衬托出《六韬》成书的时代背景。

所谓十过，是指由于将帅本人的弱点、缺点和不镇而犯的过失，这些过失往往有因果联系，有规律性，也应属于“将道”的范時。《六韬》里历数将帅种种过失的由来，如禀性刚猛而轻于赴死;性情急躁而急于求功;赋性贪婪而好货利;性格仁慈而不忍份害百姓;机智有余而胆力不足;过于笃实而轻信于人;洁身自好却不爱百姓;虽有机智而优柔寡断;性情刚愎而逞强斗胜;生性怯懦而依附于人。凡此种种，都是将帅容易有的弱点和经常犯的过失。其恶果不是破军杀将，便是国家沦亡。认识此种过失的由来，采取防范和补救措施，是君主及其人左右应经常关注的一件事。

如何选择将领，也是《六韬》里讨论的一项内容。

作者认为，按照惯常的观点，人的外貌与内心常常是一表一里，彼此吻合的，通过外貌察看内心似乎已不言而喻;但是，人们不大注意的另一种情况是：其外部特征与内在品格不相吻合，这一点更为重要，也更须观察者精心判别。书中依据历史事实和自身经验概括出自认为合乎规律(合于道)的若千公式供人们鉴别时参考，现在读来也极有兴味。如外形温厚却包藏祸心;外貌诚恳却不守信用;外表勇敢而内心怯懦;外表多计谋而内实无决断;口头上有过激之辞却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等。这些分析确实抓住了人性中的脆弱和表里不一的那一面，给人们启忱良多。书中是以原始而朴素的形态，表达了现代哲学里所说的现象与本质的内在矛盾。照《六韬》一书里的观点，捕捉这一点是识别和考察将领品格的重要方法。

除了论将和选将的内容外，《六韬》里还从管理学的角度贡献出一个十分可贵的思想，即将、相分职。

人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最高统治集团内，将与相分担着不同的职责。相的职能是经国济世，将的职责在统军御敌。然而，在此之前，也就是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将与相往往由同一个人担任。齐国管仲、魏国吴起、吴国伍子胥等，都是出将人相的人物。当时之所以会这样，一是由于国家规模较小，兵力较少;二是君主集中权力的需要。只是到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兵员增加，战争规模扩大以及通过长期兼并最后出现了儿个大国，使得在客观上将、相必须分开，君主本人也顺乎潮流分别选用适合于为相和为将的人物，如赵国的康颇和蔺相如即是。这样，才使得整个统治机器呈良性运转。从《六韬》里看出，书的作者显然主张将、相分职。曾说，举用贤才，应使将帅与宰辅分别荐举，而各以其所需要的官职水推出人选，找官职考察其实绩。这是正确地选用贤才的方法(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则得举贤之道也)。也就是说，将和相分开，各司其职，循名督实，非实不用，是选用贤才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