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重视形象思维，喜欢譬喻、类比，富于幻想，长于抒情;强于直觉思维，弱于抽象形式逻辑推理

传统思维方式与中华民族性格

思维方式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对民族心理和性格具有深刻的影响，是形成中华民族性格、标举中国特色的根本。中国人偏向整体综合平衡，重视关系功能，尤其强调两极融合、和谐统一的中庸观。中国人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不习惯于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十分崇尚“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比如，反对走极端，要求适可而止，恰如其分;当达到顶峰时，要善于及时急流勇退，等等。但中庸的观念又带有模陵两可，骑墙居中的折中主义色彩;安分守己，不求进取的保守心理；反对冒尖、奉行一种“人怕出名猪怕壮”、宁可在才与不才之间的处世哲学;容易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现状。

人生追求上的内倾性。中国人重视形象思维，喜欢譬喻、类比，富于幻想，长于抒情;强于直觉思维，弱于抽象形式逻辑推理。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浓厚的情感因素，主张内省、慎独。这些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习惯于忍让、依赖和合作，追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协调与和谐，个人身心和整个环境的相适应。突出表现在中国人热衷于追求圣人的理想境界，达到“内圣外王”。其着重点是前者。所谓“内圣”，是道德理性的自觉和道德品格的完善;所谓“外王”，是道德人格的对外渗透和延伸，目的是追求一种内心的体验，情感的满足，道德的自觉和人格的升华。这一理想已经凝固在中国人的思维活动和心理因素中，尽管经历了历史上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深层结构仍然十分深刻地支配着中国人的人生旨趣。它对激发人们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以物欲满足为尚，促使人类的不断进化，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它又钳制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妨碍了面向自然的探索和改造。

心理情感上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中国人对圣人典册的敬畏。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崇拜圣典、敬仰圣贤的倾向，容不得对圣人圣典的丁点怀疑和否定，当它落后于社会发展潮流时，仍然坚持固守。为了维护圣人圣典的权威，对于一切异质的新思想、新文化有着本能的拒斥心理，更反对文化的交流，唯恐打破所谓“夷夏之防”。而一旦圣恩枯竭，便期待新的圣人降临。缅怀往吉的圣人，而且越古越神圣、越完善，手是形成好古信古、非今贬今的积习。如孟子对于诸候纷争现实的批判，对三代之治的向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以及企图改变现实的舍我其谁的主体精神，表面上是匡时救世开放的、积极的心态，而其本质则是闭锁的、消极的。

中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现实环境，孕育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反过来又铸就和标举了中国特色。在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处世哲学、民族风尚、道德意识、审美意识、心理素质诸方面，都有着它特有风貌。

传统思维方式的优点和正面对中国人的影响，使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风貌，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自强不息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它的缺陷、它的负面，却像一副金钱玉铐，桎梏着中国人的灵魂和手脚。

总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犹如一柄富丽堂皇、精巧雅致的双刃剑。它的正面，它的理论优点，曾经赋子中华民族以世界之冠的四大发明，曾经哺育出了一代代顶天立地的伟岸英家，曾经造就了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优秀《易》文化传统，曾经创造了文景之治、贞观盛世的辉煌历史，使中华民族以高昂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同时，它的负面、它的理论缺陷，也曾经使中国社会长期迟滞于中世纪令人室息的殿堂，使中国文化一度陷于僵化、衰微，曾经使科学技术在近代滑坡、落伍，也曾经使中国人的性格倾向调和、封闭、保守。不仅如此，它也使中国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进程举步维艰。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交革命，一次次的尝试，又一次次的失败。而对一日千里向前奔涌的现实世界，古老的中华帝国，悠久的传统再也提供、滋生不了新的思维的头脑。历史的经验很值得我们深长恩之。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这只无形的巨手在支配人们的言行举止，在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就是旧的拽住新的，死的拖着活的。历史和时代在呼唤变革传统的思维方式，创造新型的现代思维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正面和负面 、优点和缺点是纠缠、搅和在一起的，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起着至深的影响作用，因而要想变革传统，转换思维方式，企图完全、初底地地弃或简单地否定传统思维方式是不可能的。而且，对待传统思维方式自身及其影响的二重性，我们也应以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只有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地评价、看待这种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