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蜕变之大者，无不遵循这一规律

两汉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上宗教神学气息最浓厚的时期。童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奠定了这一格调，而象数之学则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愈往后移，对于象数的阐释，愈演愈繁，至东汉郑玄、虞翻等人则达于巅峰。卦气说、十二辟卦、八宫世应、飞伏、纳甲、五行交位、九宫、交辰、乾升坤降、卦变、互体等诸种说易的思维模式相继出现，形成以象旁搜穷尽，曲引而不要义理的烦琐之风。

一种学说，一旦出现了烦琐不堪的弊端，常常是此种学说丧失生机的前奏，代之而起的必是简单明了的学说。纵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蜕变之大者，无不遵循这一规律。易学作为通贯两汉魏晋的哲学的一部分，也不出此规律。

汉易的弱点，被年轻聪慧的王弼所识破。他一扫汉 易象数学之繁冗注释，提倡义理与思辨，不仅开了一代易学之新风，给人以面目一新的感受，而且为整个魏晋玄学高度抽象思辦的品性奠定了 基础。王弼以老庄玄学解《易》，成为易学史上义理派的开创者，而易学的发展也就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王弼哲学思想的宗旨是“以无为本”。王弼以为，作为现象界的万“有”都是有一定规定性的，而把各具有限定性的一定的事物当作世界的始基，就无法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他把世界的统一性始基建立在超越于“有”的“无”上：“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疲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周易注•复卦》)《复》卦震下坤上，是雷在地中、动息则静之象。王弼这个注释说明，寂然至无的本体是绝对的，而“动”“有”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天地之心”是以 无为本，所以才能囊括万物;如“以有为心”，那就不能包容一切，就处于相对的、有条件的地位。

“无”在王弼的著作中，与“道”“一”“母”“本”等概念是同一意义的，是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与“有”相对应的，则是“物”“众”“子”“末”等概念。王弼对《周易》的阐发，着重在微言大义而不拘泥于象数：“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焉。”“义苟在使，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交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类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意思是思想内容(义)决定表达形式(象)，有乾(健)、坤(顺)的思想内容，然后才画出乾、坤的卦象。用马说明乾，用牛说明坤，是为了表达乾(健)、坤(顺)的原理;健顺之“义”，是“类”的本质，用卦象、系群来说明，是为了揭示本质，并非必定要用马来象征乾，用牛来解释坤。如果真正把握了乾坤的原理，那便可以触类旁通，何必“坤乃为牛，乾乃为马”?在王弼看来，汉儒解易，只知拘泥于象数，造成“案文责卦，有马无乾”这种弃义理的毛病，只知执着言和象，却把意忘却了，所以王弼批评汉儒说：“盖存象，忘意之由也。”。由此生发出他著名的“得意忘象”的论断来。

王弼注重义理辦析的做法，有否定两汉易学烦琐学风的积极意义，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对美学、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思维的深化有推动作用。已故著名学者余嘉锡评价王弱时用“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八个字来综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