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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贵而忘贱,迷而不返,不能居安问危,而转处定求动,必然是灾自奢生,祸从惑起

贵而忘贱,灾自奢生,迷而不返,祸从惑起。

君子知道天命而不敢求福于天,小人轻视天命而不知正福于已。如果一个人贵而忘贱,迷而不返,不能居安问危,而转处定求动,因此必然是灾自奢生,祸从惑起。至于有些人亡身败家而不悔,实在是可悲哀的。

殊常易旧,变处为萌。福善祸淫,吉凶异兆。

动静为利害之枢机,智虑乃祸福之门户。探讨研究其中的道理不可不慎重,动静的利害关系不可不详察。小人不知天命,行动不按常道,轻生易物,则祸淫由此而始也。君子则是得时而动,失时而守,按照自然运行的法则来行动,恐怕自己会轻举妄动,则福善由此而生也。

如果一个人贵而忘贱,迷而不返,不能居安问危,而转处定求动,必然是灾自奢生,祸从惑起

 《易经》上说:“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又说“吉凶者得失之象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说,“知进退存亡之道者,其唯圣人乎!”这就是硌碌子最后的告诫。

至于公明、季主,尚无识变之文,景纯、仲舒,不载比形之妙。

管公明,司马季主、郭景纯、董仲舒这四位贤者,都在探天人之奥秘,原性命之规律。他们能穷阴阳之象数,知未来之吉凶,但尚没有认识探讨事物变化的著作留下,也没有记栽比形之妙言。可见造化深隐,不易度量。硌碌子不言姓氏,不知道他是哪个时代的人,但从他的《赋》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出入兰野”又再赋中涉及东晋时的郭景纯,疑其为六朝时人。梁昭明其近之,昭明所居乃兰陵之野也。有的说硌碌子是周灵王太子子晋,则诬。

详其往圣,鉴以前贤,或指事以陈谋,或约文而切理,多或少剩,二义难精,今者参详得失,补缀遗踪,规为心鉴,永挂清台,引列终编,千希得一。

如果一个人贵而忘贱,迷而不返,不能居安问危,而转处定求动,必然是灾自奢生,祸从惑起

凡是谈论五行,离开对道(宇宙的运行规律)的阐述是不对的,离开了世人所效法的行为规则的论述是不对,离开了对人物的阐述也是不对的。有的人文字简约而说理透彻,有的以具体的事情为例来说明问题,其中还交互使用各种神煞以判断吉凶,所以可以知道五行是与道相通,但要志物则难以穷尽世上万物。此赋流布其间,岂能仅仅说是小补。硌碌子作此《赋》,其中的论述要详于往圣留下来的谈命文章,又借鉴了前贤的得失,可谓文博而言约,道妙而义深,显仁藏用,乃是五行三命之指南。后学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而发明之,使聋子可以听见,盲人可以复明。使其历百世而无穷,统一性之常在。观此赋的始末,通神合变,纵横之谕,皆不溺于他术。其中戒谕之言,有很多和天地人伦相符合。象硌碌子这样的人者,难道不属于圆机之士,高尚之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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