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易学，所依据的体例有四：两体、卦象、卦德和卦变

此是推重程颐以义理解易的学风，但认为解释《周易》中的卦爻辞，不能脱离其中的象数，否则，所作的义理的解释便容易落空而走样。他评论《程氏易传》说：“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语类》卷六十七)所谓“象”，指卦象及八卦所取之物象和卦爻辞中所说的物象；所谓“数”，指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朱熹认为，《程氏易传》由于过于讲说《周易》中的义理，有时脱离象数，不能揭示《周易》一书的本意，此是其不足之处。就这一点说，象数学派解易，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否定。但朱烹并非赞成象数学派的解易学风。他评论说：“易中先儒旧法皆不可废，但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之类，未及致思耳。”(《文集•答王伯丰》)此是不赞成汉易和朱震的解易的学风。其评论朱震易学说：“朱震又多用伏卦互体说阴阳，说阳便及阴，说阴便及阳，乾可为坤，坤可为乾，太走作。近来林黄中又撰出一翻筋斗互体，一卦可变作八卦，也是好笑。”(《语类》卷六十七)林栗解易亦主互体说，为朱熹所不取。

他认为，此派将《周易》经传中的象数讲过了头，“太拘滞支离，不可究洁”，皆可以束之高阁而不必问”(《文集•答陆子美》)。就《周易本义》对卦爻辞的解释看，朱熹所依据的体例有四：两体、卦象、卦德和卦变。两体即《象》传中的爻位说。此四种体例，皆来于《程氏易传》。朱熹特别重视卦德即取义说。他说：“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较亲切。如蒙险而止，复刚动而顺行，此皆亲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后来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处,亦有难理会者。”(《语类》卷六十六)此是就蒙、复两卦,论取象不如取义亲切。又说：“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仿佛，不皆端的。”(《语类》卷七十)他认为，圣人取象释义，只是一种大概的说法，用来表示所占事情的吉凶，并无一定的体例，不可强解，否则，便流于穿凿、支离。朱熹有《易象说》一文,见《文集•杂著》。此文对汉易中的象数之学和王弼以来的义理之学，皆有评论。认为“二老皆失之一偏”，但其重点。批评了系数学派的解易学风。其评汉易说：

且以一端论之，乾之为马，坤之为牛，说卦有明文矣。马之为他，牛之为顺，在物有常理矣。至于第文责卦，右屯之有马而无轮，离之有牛而无地，乾之六龙则或疑于震,坤之北马则当反为乾，是皆有不可晓者。是以汉儒求文说卦而不得,则遂相与创为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参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故王粥日：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文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而程子亦日：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此共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

此是说，《说卦》以乾为马，中为牛，虽有所据，合乎常理,但并不能依此解释通《周易》各卦的卦爻象和卦爻辞。如屯卦六二、六四、上六爻辞告有“乘马班如”句，但屯卦砍上震下，并无乾象，此即“屯之有马而无乾”。又如离卦卦辞说：“畜牝牛,吉。”可是离卦上下皆为离象，并无坤象，此即“旁之有牛面无坤”。同样，《说卦》以震为龙，按此说法，乾卦六爻的爻辞讲龙象，此卦当为震卦。坤卦卦辞有〝利北马之页”，此非亦当为乾封。这此都是取象说不能解释的。可是,汉儒坚持取象说，于是又创立了互体、纳甲、飞伏等休例，或者穿凿附会，或者终解释不通。于是王弼提出忘象求义说,程颐提出;假象以显义说,破其支离之病，为后来以义理解易树立了榜样。朱熹认为，王弼和程颐易学是有功于后世的。其不足之处是，“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复有所白来，但如诗之比兴，与孟子之比喻而已”(同上),即只将取象看成是一种比喻，不承认《说卦》中的取象说有其由来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