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数只是用来表达阳奇阴偶之义，非五行生成之数

其论《系辞》中天地之数说：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言阴阳奇偶也。以为五行生成，非也。按洪范以凡举五行，鲧之所以泪陈者，谓其以土捍水耳。五行无所不在，其日天生而地成之，是又传之所无有,而学者以异说佐之也。(《同上•周易四》)

是说,天地之数只是用来表达阳奇阴偶之义，非五行生成之数。《淇范》所谓五行，是讲大禹治水之事，亦无天生地成之说。五行生成说出于卦气说。他说：

“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也。”(《同上 •唐书二》)他认为，以五行说易，出于西汉刘氏父子。其评刘向说：“刘向为王氏考灾异，著五行传,归于切劘当世,而汉儒之言阴阳者，其学亦各有所主。然洪范之说由此值裂，世乱不能救，其祸尚小,道坏不能复，其害龙大也。”《同上•汉书二》)是说，以五行言灾异,违背《洪范》本义。又评刘歆说：“刘歆乃谓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又谓古者三年通一艺，其浮安不经如此，学者欲援是以至道，难矣哉!”(同上)是说，以五行说出于《周易》更是安言。进而批评刘歆论河图、洛书说：

使河出图而为易果在伏義之世,则洛出书而为洪范乃在禹之时,前后悬远，可昔经而今始纬乎?易不知书，书不知易，八卦取物之大者以义象，九畴兼政之细者以类行,当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诸八物，安在其相表里也?且此特刘歆之言尔，后世学者尊奉之无异于古文，因而推于天人之际，以伪缘份，是乌能致其极也!(同上)

按刘牧的说法，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二者相为表里。此适指出，二者形成的时代，前后悬远，内容不同，不相经纬，其说有悖于历史。后人以此讲天人之际,更是以份论份。叶适此论旨在反对利用阴阳五行说鼓吹天人感应的迷信。他批讯刘氏父子说：“刘向父子乃言帝出于震，包義为木德而得火德，是何等见识!安傅经义，希世媚上，昔之巫现犹益之。”(同上)又说：“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大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日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亦古圣贤所不道，而学为君子者所当网也。”(同上)又说：“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现，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己。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基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同上)

这此评论也是对汉易北气说中的天人感应迷信面发的，同样坚持了无神论的观点。他不费成以五行生成之数，解释《系辞》文“天地之数”以及大衍之数,亦在于反对图书学派以五行生成之数和九官之数解释八卦之起源，就其易学哲学说,亦是反对数生象说。他认为《洪范》九時，即《尚书•大禹谟》所说的六府(水火金木士谷)和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如其所说“总而合之,六府三事为九功，则与洪范九畴名异而实同山〝(同上)，乃箕子功武王修禹旧法之纲目，非讲灾异阴阳之书，与《周易》更无关系。此种考证，可以说是继薛季宣之后，对图书学派,特别是蔡氏父子的河洛之学又一严重打击，在易学史上也有其重要意义。

关于卦象之起源，叶适还批评了邵雍提出的先天和后天易学。他说：

师传先后天，乃义理之见于形容者，非有其实。然山人隐士辄以意附益，别为先天之学。且天不以言命人，所谓卦爻画象，皆古圣智所自为，寓之于物以济世用，未知其于天道孰先孰后，而先后二字亦何系损益？山人隐士以此玩世自足可矣，而儒者信之，遂有参用先后天之伦。(《同上•皇朝文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