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一生潜心学术，在乐律、数学和历法领域做出了贡献

沈括在《答崔肇书》中之慨言颇能表达其心志所向：

人之于学，不专则不能，虽百工其业至微，犹不可兼而善，况君子之道也。若菜则不幸，所兼者多关……然菜少之时，其，志于为学虽专，亦不能使外物不至也。

复不幸家贫，亟于禄仕。仕之最贱且劳，无若为主簿，沂海淮沫，地环数百里，苟兽蹄鸟迹之所及，主簿之职省在馬。然既己出身为吏，不得复若平时之高视岡步，择可为而后为，固宜少善其职矣。所职如是，皆善固不能也。欲其粗善，必稍其多

歧，专心致意，毕力于其事，而后可也，而又问有往还吊问，岁时媵腊，公私百役，时常兼其八九。乍而上下，乍而南北，其心懵懵跦跦，不知天地为天地，而雪霜风雨之为晦明燠凉也⋯(《长兴集》卷十九)

不能“择可为而为”尚能如此荫及后世，若能“择可 为而为”，专心致力科学，其成就必当更宏伟。沈括生当北宋，隋唐以来儒、释、道融合之势导致作为新儒学的理学的形成，“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佛老”，多种文化源流的交融汇萃使之受惠匪浅。他幼少受儒家正统教育凡 12 年，作为儒家弟子，学问、修养得益于《孟子》，但他也博览佛道经典。仅就现有传本只能窥其思想之一斑，难见其全貌。

沈括的《梦溪笔谈》表现了极强烈的重经验、崇理性的精神。一部《梦溪笔谈》出现44 个“理”字，“天理”“地理”“物理”“常理”“至理”“色理”“义理”自然之理”“原其理”“伸理”论理”“深究其理”“穷测至理”，名目繁多，委实可观。但从现有史料探讨其与理学的关系尚难。沈括身居浙西，为官又“南北颠簸”，然与禾明理学先驱和莫基人的关系，不论是“宋初三先生”〝明州扬社五子““永嘉九先生”还是“北宋五子”，几无踪迹可循。科学理性与理学哲理并进是时代的精神。

沈括著《易解》《孟子解》《春秋机括》和《左氏纪传》，对儒学的这种选择与理学大体合拍，非为偶然，亦是时代所使。《梦溪笔谈》刊刻后立即受到学者的注意，其对理学的影响特别表现于朱熹的著作中。朱熹所论自然科学之问题，源于《梦溪笔谈》者为数不少，有关日月盈亏之理，他力排“历家1日说”，推崇沈括，认为“惟近世沈括之说，乃为得之”(《楚辞集注•天问》)。朱熹与沈括在自然哲学与方法方面的诸多相近之处，更显示沈括之思想对理学的影响。

朱载堉

朱载堉(1536-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九世孙，郑恭王朱厚烧(1518~1591)之子。其父于 1527 年册封为王，他出生后亦被封为世子，其父因上书谏世宗皇帝及受诬告而手 1550 年废为庶人，他的世子冠亦被夺，自此他筑土室独处，研读著述 19年。1568年穆宗登基，大赦天下，其父平反复位，他也重人王府。1591 年其父卒，他倾心著述，将王位继承权让于载尔。

朱载堉一生潜心学术，在乐律、数学和历法领域做出了贡献。他最突出的贡献是首创十二平均律，完成音乐理论上的“哥白尼草命”。他著作甚丰收人《乐律全书》者14种46 卷，未收者尚有6种20卷。他自幼“即悟先天学”，后著有《先天图正误》(《河南通志》卷五十八《人物》)。在他取得科学成就而进奉皇帝时，曾自我表白：

臣笃好数学，弱冠之时，读《性理大全》，见宋儒邵雍《皇极经世书》、米熹《易学启蒙》、蔡元定《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等而悦之，口不绝通，手不停放，研究既久，数学之旨颇得其要。(《进律书奏疏》)

但易学家们所极力倡导的“历律和谐”说是他音律学思想的基础。下面四段来自他的不同著作，表明这种情况。

《周髀》日“冬至夏至，观律之音，知寒署之极，明代序之化”，是之律者之本，历者律之宗，其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故日《律历融通》，此之谓也。(《律历融通•序》)

律吕之学，以声数为至要。若夫辩论，乃其本节也。声者，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之类地;数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之类也。前贤不留心于此。其以为深者，偷薄自画，而讨论不来;其以为浅者，都俚斯嫌而泣色不出。故于论数目、尺寸、声调、腔谱等处，率删之。昆则史家之通弊也。(《律吕精义•序》)

律学先求黄钟。犹历家先求冬至也。次求葬宾，犹夏至也。又求央种，犹春分也。又次求南吕，犹秋分也。然后求大吕，除黄钟外诸家律吕之首也。其次求应钟，诸律吕之终也，亦犹历史所谓里履端、举正、归途也。黄钟履端于始;蕤宾举正于中，应钟归余于终。(《算学新说》)

百事道法喻律之数，纪之以三，若每季三月之类;平之六，若昼夜六时之类，成之十二者，四季而成一岁、几十二有二月，昼夜而成一日、凡十有二时，天之大数止于十二。故律吕相生，其数亦然也。(《律学新说》卷一“立均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