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刚易从，《周易》根本法则

”天地”“尊卑”“动静”“昼夜”“赛署”“屈信”“鬼神”“来往”“始终”“出人””外内”“男女”“仁知”“德业”，则是相对的两分。“乾”代表阳、刚;”坤”代表阳、柔。此为两种形式、两种作用，亦为“相对的两分”。又“阴”从云，”阳”从日;“阴”指阴暗一面，“阳”指阳明的一面，则又为“相反的两分”。《彖传》：“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按虞翻的说法：“泰”内“乾”而外“坤”;“否”内“坤”而外“乾”，却又以“乾”“坤”分“君子”“小人’。又如：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忍不积不足以灭身。虞注：乾为积善，坤为积恶(以乾坤分善恶)

情伪相感而利害生。虞注：乾为利、坤为害。(以乾坤分利害)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虞注：乾生故吉，坤杀故凶。(把乾坤分为吉凶)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虞注：居乾吉存,则居坤凶则亡。(以乾坤分存亡)

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虞注：乾为爱，坤为恶。(又以乾坤分爱恶)“君子”与”小人”，“善”与“恶”，“利”与“害”，“吉”与“凶"，“存”与“亡”，“爱”与“恶“等为相反的两分。但无论相对，还是相反，都不过是“太极”的分“乾”分“坤”一分之二之分。所以在《彖传》中有“大哉乾元”和“至哉坤元”，分易为二元：“乾元”坤元”。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系辞下•第十二章》)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翁，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系辞上•第六章》)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上•第一章》)

有两种”力”的产生：“乾”是“主动且健的力”，“坤”是“被动且顺的力”。换而言之，乾”具“刚性”，“坤”具“柔性”，具是“乾德”和“坤德”。“生”，乃指发生动力,由于“乾”和“坤”的两种性能，有各自的动态和静态,终而生有“盛德”和“大业”。如从《彖传》的说法：前者为大,后者为至;前者为数量，后者为范围。

至于“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中的“简”与“易”，历来的易学研究者似乎没有肯定的解释。也许“简”与“易”本来就是如此，无须亦无从注释。像古之易学家就直截了当地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刚易从。”乾，为易知;坤，为易从，“简与易”“易与简”亦是一个原理。知“乾”“坤”因何又要分“简” 分“易“”呢?这即是《易》大可贵之处。法国的波恩卡莱(1854~1912)说：一种新的假设和原理成立起来，为什么以前的假设和原理便要废弃呢?这理由便是新的具有“简单〝和“便利”的两个条件。“废弃〝之说究竟妥当与否,姑且不论，仅就《易经》内的“易以乾为健，以坤为顺”，表示两种动向，确实是“易知”，亦是“简能”。但“易知”不是波恩卡菜说的“简单”，“简能”，亦非波恩卡菜所说的“便利”。

第一，“易知•简能，有其不变的基本原理;第二，波恩卡莱的“简单””便利”仅是一个假设，而《易经》的原理要者在演绎，不是假设。“大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乾””坤”本来就兼有、具备“易和简”的两个要素，其中包括有“简单和便利”的假设。所谓的“简单和便利’，虽然在法则的效能上超过了经验的范围而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有别于《易经》中“易和简”。因为《易经》的法则是原理，是普通的法则，而且是包含所有的法则，包含所有的普遍性和一定致此的必然性。同样的道理，《易经》的“易和简”也不同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所说的“简化律”。因为汤因比是用历史上的规律，而不是宇宙的规律。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系辞上•第十三章》

乾坤，是宇宙,亦是易，《易》不言”乾””坤”，亦不成其为《易》。没有易亦等于说没有宇宙。如不言易亦不论宇宙，便无甚“乾”“地”兼两可言。反之，有“乾”“坤”兼两也就是有“简”“易”的两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