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申述了所谓圣人观卦象制器说不能成立的观点，批驳了“观象制器”这个千疮百孔的假故事
《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一文中，顾颉刚对于《系醉》中将古代各种日用器物的制作，农商交通的发展以及天下的治理，归之为吉代传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圣人观察六十四卦卦象而制作出来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把伏義、神农、黄帝、光、舜拉人《易经》范围的做法，目的在于破坏旧五帝说而建立新五帝说。他引证李鼎祚《周易集解》中的《益》《噬嗑》《随》《涣》《夫》《豫》等卦例，说明后代经师如何借“物象”“五体”“卦变”以圆其说，以见伏義、神农一班圣人依据卦象制作发明日用器物的“聪明睿智”。指出：“制器者尚其象本是莫须有的事。这很明显，制器时看的象乃是自然界的象而不是卦交的象，例如造船，一定是看见了木头浮在水面而想出来的，倘单看《涣》卦，则但知木在水上而已，这不沉的德性何以看得出来。”
《论〈易经〉的比较研究及(家传〉及(象传〉的关系书》一文，是与李镜池讨论《易•蒙、象》二传关系的书信体文章。在文中他提出“《象传》之交部分原与《彖传》相合，这一种出;现在前;至《象传》的卦的部分则是后来出的，自从出了后一种，而前一种遂被分裂”的假设，并列表说明《象传》分裂原《家传》的假设。顾颉刚在易学研究中运用被恩格斯称为科学的“发展形式”的假设方法，并结合此较、分析的方法，加以论证，以推断“象辞”与“彖辞”之间的关系，尽管尚有可商椎之处，但在研究方法上是值得借鉴的。
除了上述已收人《古史辦》第三册的这三篇易学论著之外，还有一篇近二万字专门论述观象制器问题的重要文章。顾颉刚《论(易系辭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一文发表后，胡适写了《论观系制器的学说书》一文，认为：“《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不出于后人孱作。”针对胡适的论点与其所提出的五点理由，顾颉刚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思考，写成《答适之先生论观象制器书》信稿(此文在当初并未发表，1990 年首次发表于三联书店版《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一书中)顾颉刚对于胡适提出的五条论据，逐条加以考辦，逐一说明他“不敢赞同”“不敢以为然”的道理。试举二例。
对于胡适提出的：“《系醉》说制器不过泛举帝王，至《世本》则一一列举，此为世愈后而说愈详的一例，至《世本》所以不采《系辞》，是因《系醉》说得太略。”这一论据，顾颉刚通过将《吕氏春秋》与《世本》中有关制造器物的内容列表进行对照比较，指出;出于昌不韦门徒之手的《号氏春秋》并“不说帝王制作〝器物，所举皆为“奚仲作车、仓额作书，皋陶作刑、容成作历、胡曹作衣、夷羿作弓，仪狄作酒、伯益作井”之炎上古专司一职之官吏制作器物之事，而《世本》则“兼说帝王制作”，如“黄帝令大桡作甲子”“黄帝见吉物始穿井”。指出《吕氏》之所以不说帝王制作，乃因为该书的作者的主导思想是“君无为而豆尽能”，认为制作器物是豆下的事，而君主是不应该管的，认为君王只需“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芳形愁弊耳目哉”(《吕氏春秋• 勿躬篇》)。顾颉刚以《吕氏春秋》中不受《易传》“一切的制作均归之于圣王观卦象”观念的影响，说明《易传》一书之晚出。不仅如此，经顾颉刚举例证明，《世本》中有着大量的制作器物的传说，而《易传》中圣王制作器物的故事却并不多见，一方面是因为“《吕览》与《世本》中的故事以传说为其背景，而《易传》的故事是以道统的思想为其背景。”另一方面也因为许多传说慢慢地并列一个系统之下，故而《易传》中圣王制作器物的例子远比《世本》来得少。正如顾颉刚所说：“传说的演化固以•世愈后而说愈详’为通则，但也有世愈后而说愈简的。”
又如对于胡适提出的：“《淮南子》不明白引用《系辞》，因它们解释制器之因根本不同。’这一论据，则从剂析《淮南子》一书作者的思想人手，指出，“《淮南子》作于道家极盛之世，故其中含有道家言论甚多。道家是主张无为的，所以对于物质文明极力排斥”，可是，从《淮南子》所引自于《世本》的诸如“神农作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这一类故事，却不见于《易传》。又从《淮南子》认为器物的制作，不可能一人兼作几件，而《易传》中偏偏是“神农作了未耜又作市，黄帝、尧、舜作了舟楫又作服牛乘马，又作重门击柝，又作特白”，说明《淮南千》一书的作者并没见到出于其后的《易传》。
顾颉刚通过与胡适的论辦，再次申述了所谓圣人观卦象制器说不能成立的观点，彻底批驳了“观象制器”这个千疮百孔的假故事。
顾颉刚说过：“至于研究吉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古史辦》第四册序文)说明他承认历史唯物论为应当信服的科学理论，应奉为古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这在当时乃是难能可贵的事。他的不信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受支配于八卦，他的不信所谓伏義、神农等一班“圣人”有如此的聪明，他的敢于揭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真相，除了说明他所具有追求科学精神的勇气与决心之外，也说明他能以唯物史观来看待古史吉书中的某些说法和结论。
顾颉刚从年轻时便受清代汉学考据的影响，他以后进行古史史料考辨与古史研究时，考据方法乃是他运用得心应手的方法，除此之外，染启超、康有为、胡适、钱玄同等人介绍的归纳法，假设法，历史演进法对他的学术研究也很有用。顾颉刚正是在把清代吴皖诸派汉学家精密的治学方法和西方几项重要的科学方法结合运用的基础上，在古史与史料考辨的研究领域内，为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了清扫尘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