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易学通过其卦气说，建立起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世界间架的哲学体系，借助于当时的天文、历法讲《周易》

从哲学史上看,孟京易学,特别是京房易学，通过其卦气说，建立起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世界间架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京房将八卦和六十四卦看成是世界的模式，认为《周易》既是自然界又是人类社会的缩影,作为世界变易的基本法则即阴阳二气的运行和五行之气的生克，即表现在八卦和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这样，便将西汉以来的自然哲学更加系统化了。尽管他将《周易》中的这法，引向占候之术，宣扬了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他提出的世界因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探讨世界的普遍联系，很有启发的意义。特别是,他以阴阳二气解释《周易》的原理，借助于 当时天文学的知识和理论，闸述《周易»经传中关于事物变化的学说，这是对先秦易学的一大发展。这种学风,对汉代哲学、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西汉的哲学家扬雄，模份《周易》的结构，作《太玄》，提出一个世界图式，显然是受了孟京卦气说的影响。《太玄》中的“首”，类似《周易》中的卦象，共八十一首。类似《周易》交象称为方州部家。首有首辞，相当于卦辞，每首有九赞，相当于交辞。八十一首排列的顺序是，从中首开始，到最后一首养首为止。第一首表示阳气将要发生，到三十六首强首，阳气最盛;到四十一首应首，阳气衰退，阴气开始发动;到四十九首逃首，阴气极盛;到七十八首将首，阳气又将恢复。他以八十一首的排列，表示一年四季乃阴阳消息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首的名宇同孟京卦气说是一致的。如卦气说，起于中孚,终于顾卦。《太玄》则起于中首,终于养首。中即卦气说的中乎，养即卦气说的顾卦义。关于这一点,宋代学者认为，《太玄》的八十一首出于《易纬 •稽览图》的卦气起中孚说，将《大玄》同纬书视为一类。近人亦有持此说者。其实，《易纬》出于孟喜、京房之后。扬雄作《太玄》是受了孟京易学的启发。京房《易传》，打破《周易》的卦序顺序，按自己的阴阳消长说，制定了一个八宫图式，这对扬雄白创《太玄》体系是有影响的。

《太玄》不仅讲阴阳之象，也讲阴阳之数，并且于每首九费中，分别配以五行，所谓“鸿本五行,九位重施，上下相因，丑在其中”(《玄莹》)，而且讲五行休王，这同京房《易传》中“降五行，领六位”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当然，京房易学所建立的体系，发展为古候之术，大肆宣扬阴阳灾变。《太玄》则不讲阳阳灾变，这同今文经学派的学风是不同的。但场雄认为，《太玄》也可以推断人事吉凶，所谓“圣人乃作善龟，钻精倚神，藉知休咎，玄术莹之”(同上)。以上这些说明，扬雄的《太玄》同孟京易学存在着继承关系。如果说，西汉的自然哲学始于《淮南子》,那么经过孟京的易学，到扬雄的《太玄»则发展为高峰。宋明时期易学中的义理学派,将《太玄》同京房易学视为一类，,并非偶然。

孟京的卦气说，借助于当时的天文、历法讲《周易》，反过来，又对天文历算有一定的影响。在此以前，作为天文历法的理论根据，是战国邻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孟京以后，卦气说又成了古代历法的理论之一。西汉学者刘向著有《洪范五行传》，以五行阳阳说，讲灾异和占验。《汉书.五行志》就是以刘向的《淇范传》为基础而写成的。刘向也研究易学。《汉书.五行志》讲灾异时，经常引孟京卦气说。如说：“雷以二月出，其卦日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人，其卦日归妹。言雷复归人地,则孕航根核，保藏垫火，避盛阴之告，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人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这是本于孟喜卦气说,以二月为豫卦内“雷乃发声〞;八月为归妹卦内，“雷乃收声”。刘向的儿子刘歆,继父业，十分推崇《周易》。其所著《七略》，以人《周易》为群经之首，以五经配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视《周易》为永恒的真理。《汉书.

五行志》说：“刘歆以为庖牺氏继天而王,妥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又说：“昔般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收，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备矣。”他以八卦为河图，《洪范》中的五行文为洛书，并把《周易》看成是讲天人之道的重要著作。他依太初历著有《三统历》，保存在《汉书•律历志》中。照《律历志》提供的材料，刘歆易学的一个特点，也是讲卦气说。例如，他解释三统时，以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太族为人统，并配以乾坤两卦象，加以解说。共解释天统说：“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其解地统说：“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茂之于末，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其解人统说：〝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他以乾坤两卦，配十二律,十二月，十二辰，这是效法孟京卦气说。孟喜以四正卦配十二月,京房以八卦配十二月，刘歆则以乾地两卦共十二交，配十二月。按《三统历》的说法，乾初九为十一月，九二为正月，九三为三月，九四为五月，九五为七月，上九为九月。坤初六为六月，六二为八月，六三为十月，六四为十二月，六五为二月，上六为四月。所以如此相配，因为乾卦纯阳，配奇数月;坤卦纯阳，配偶数月。

此种说法，后来被《易纬》和郑玄发展为爻辰说。又班固于《律历志》中,叙述刘歆的三统历说：“经元一以统治，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日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这是以《系辞》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段话，解说三统历，并用来说《春秋》经。按太初历的纪年，十九年为一章，八十一章为一统，三统为一元。一元之始当甲子夜半湖且冬至，此即“易有太极”。春秋二季,代表阳阳二气，春为阳中，秋为阴中，此为“两仪”。《春秋》书”春王正自万休现(周易)的“三投之道”。其书四季月份。此即(易了之~四染”。~分至合时”，指二分二至和四立。认为此八个花气乃“八式之位”，即乾为立冬,地为立秋，震为春分，巽为立叉、块为冬至，离为夏至，兑为秋分，民为立春。这足本于京房卦气说。以上说明，孟京卦气说，成为汉人讲天文历法的依据之一。

关于这一点，王充评论说：“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车。卦有网阳，气有升降，1升则温，阳开则寨。由此言之，怎温跑扑而至,不应政治世“又说：“京氏占寒温以网阳开降，变复之家以用货喜怒，两家乖迹.。”(《论衡•寒温篇》)王充此说，对卦气说作了肯定，因为京房易学是依据阳阳二气的升降讲寒温的变化。至于说、京房易学“不应政治”，这是误解。东汉天文学家张衡评论说：〝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竟称不占之书。”(《后汉书•张衡传》)“直候”即卦气。“不占之书”,指旗纬。张街对北气说也有所肯定，并将其同诚纬区别开来。汉以后，许多历书都引卦气说，解说历法，如东汉木年的〈乾象历》(见《晋书•律历志》)，北魏的《正光历》(见《魏书•律历志》)，唐《开元大行历》等。唐天文学家一行可谓引卦气说解说历法的代表。

清初王夫之评论说：“易可以该律，律不可以尽易。犹易可以衍历，历不可以限易。盖历者象数已然之迹，而非阴阳往来之神也。故一行智，而京房迷矣。”(《周易外传•系辞上第四章》)王夫之不赞成汉易的象数之学，反对以卦气说代替《周易》。但他肯定“易可以行历”，赞扬了一行善于吸取汉易中的合理成分。以上这些说明，孟京的邯气说.特别是推卦用事日，成了古代历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因为孟京易学，特别是京房易学，借卦气说讲阴阳灾异,从而否定其一切。更不能因为孟京以卦气说解释《周易》经传,从而斥责其易学是儒家经学中的“异端“或者为“教外别传”。每一个时代的易学，都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文化思想的产物，无所谓正统易学。从哲学史上看,孟京易学的一大贡献是以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法则解释《周易》的基本原理,这对后来的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探讨世界的本原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都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