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盛衰论病理 方以类聚各适所宜 急性热病火亢水亏是主要
水火盛衰论病理
疾病的病理,纵有千变万化，然总不外乎阴阳的盛衰，张氏则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人居一气,道在其中，外有八邪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儒门事亲•风论》)所谓外之八邪，乃天地之阴阳失和所致，内之喜怒，是人之阴阳失调的表现。而“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故阴阳失调，又具体表现为水火的偏盛偏衰。张氏在《易传》“燥万物者，莫熯乎火”，“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的启示下,并结合当时战乱连年,火热病居多的实际情况，提出“扰攘之世，常与《内经》岁火太过同法”(同上)的论点，认为急性热病和某些东病的病理，火亢水亏是主要的。例如他分析消渴病的病理说：“八卦之中，离能炬物，五行之中，惟火能焚物，六气之中,惟火能销物。故火之为用,燔木则消而为炭;焚土则消而为伏龙肝;炼金则消而为汁;锻石则消而为灰;煮水则消而为汤;煎海则消而为盐;千汞则消而为粉;熬锡则消而为丹。故泽中之潦涸于炎晖;鼎中之水干于壮火。盖五脏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得其平，则熟炼饮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脏腑，而津液竭焉。故人水之物无不长，人火之物无不消。夫一身之心火，甚于上为隔膜之消;甚于中则为肠胃之消;甚于下为膏液之消;甚手外为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则消及于肺，中甚不已，则消及于脾，下甚不己,则消及于肝肾，外甚不已,则消及于筋骨。四脏皆消尽，则心始自焚矣。”(《三消当从火断》)由此可见,火之为患,属实厉害。而消渴病的病理，就是由于火热太过,消耗津液的结果。若不急子污火补水,势必燎原莫制,故主张宗“刘河间自制神芎丸，以黄芩味苦人心，牵牛、大黄驱火气下行，以滑石引人肾经……将离人坎”(同上),使火归水位，火降水升，津液自复。
当然，不能以消渴病概括所有的疾病，也不能认为张氏论病理只重火邪而不及其他，但是,应当看到他正值扰攘之世,火病居多的实际,突出水亏火旺的病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若再进一步联系他多用寒凉攻下药，也不难看出他的学说主张是其来有目的。
方以类聚,各适所宜
张氏指出：“《易》日：‘方以类聚’，是药之为方，类聚之义也。或日方,谓五方也,其用药也,各据其方。”(《儒门事亲•七方十剂绳墨订》)说明方的含义有二一为方是由各单味药类聚而成;一为五方之方,因五方地域不同,各据其方而用药。同时认为方剂的类型有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和宣、补、通、泄、轻、重、滑、涩、燥、湿十剂，以备所需。“故方不七，不足以尽方之变,剂不十不足以尽剂之用。”(同上)
此外，还要因地、因时、因人、因病制宜，适其所宜,方克奏效，否则,“方不对病则非方,剂不蠲疾则非剂。”(同上)
(1)因地制宜。由于五方气候、环境不同，居民生活习惯各异，各地有各地的常见病、多发病，如“东方濒海卤斥而为痈疡;西方陵居体食而多頵(yun 头大)睡(you)赘瘿;南方瘴雾卑湿而多痹疝;;北方乳食而多藏寒满病;中州食杂而多九疸，食痨、中满、留饮、吐酸、腹账之病。”(同上)既然各地区的发病情况不一样,治疔方法当然不同，一般来说：“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解之;湖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剂解之。”(同上《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内经》亦有“东方之域……其治宣砭石”;“西方……其治宜毒药”;“北方……其治宜艾焫”;“南方……其治宜九针”;“中央……其治宜导引按跻”或“杂合以治”，使之“各得其所宜”。(《素问 •异法方宜论》)张氏之“方谓五方，其用药也，各据其方”，其义盖出于此。
(2)因时制宜。时不仅有寒、热、温、凉的区别,亦有治、乱、静、扰的不同，一般说：“午末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冻，宜辛温解之。”又“天下少事之时，人多静逸,乐而不劳,诸静属阴，虽用温剂解表发汗,亦可获愈。及天下多故之时,熒惑失常,师旅数兴,饥馑相继，赋役既多,火化大扰属阳，内火又侵,医者不达时变,犹用辛温，兹不近于人情也。”(《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张氏所处时代，就是后一种情况,故用辛凉解利之法而多效,可见因时制宜的重要性。
(3)因人、因病制宜。人有老、少、壮、衰的差异,病有寒,热、虛、实的不一。同是一个感冒病,由于个体的差异性，用药也就不同，如“少壮之人，宜辛凉解之，老者之人,宜辛温解之。”(同上)又如同是一个病人，由于发病因素不同,治疗亦殊，如“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温解之，因役劳冒暑而得者，宜辛凉解之。”(同上)此外,尚有病人的个性不同和病人的脉象不同,治疗也不一样，如“病人禀性怒急者，可辛凉解之;病人察性和缓者，可辛温解之。病人两手脉大者,可辛凉解之：两手脉迟缓者,可辛温解之。”(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