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用药，贵在适中 凡治病服药,必知时禁、经禁、病禁、药禁

权衡用药，贵在适中

李氏认为处方用药，一定要斟酌病情的轻重缓急，四时之寒、暑、温、凉，人体之少、长、强、弱,从而做出因病、因人 、因时、因地制宜地立方遣药。用药既要对症,尤贵用得恰到好处，李氏称为“的中”，亦即是适中。如谓：“酌中以用药，如权之在衡，在两则在两之中，在斤则在斤之中也。”(《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他还对“权衡”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权者，临病制宜之谓也。”(《脾胃论•气运衰旺图说》)在临征治疗中，有的病须用升药以举之，也有领用降药以抑之，或升或降，是一定要适中的，譬如说：“假令高者抑之，非高者固当抑也，以其本下而失之太高，故抑之使下，若本高，何抑之有?假令下者举之,非下者固当举之也，以其本高而失之太下,故举而使之高，若本下，何举之有?”(《汤液本草.东垣用药心法》)关于寒者温之，热者清之,亦治之常法，然而也须根据病情处方而有大小缓急之制。如：“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皆适其至所为故。如过与不及,皆诛伐无过之地。如膈消、中消、制之太急速，过病所，久而成中满之病，正谓上热末清,中寒复消者也，非药之罪，失其缓急之剂也。”(《兰室秘藏 •消渴论》)又如四时用药虽然也不一定的常法，然亦须权变。在一般情况下，“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春夏不服桂枝，秋冬不服麻黄，不失气宜。如春夏而下,秋冬而汗，是失天信，伐天和也。”(《脾胃论•用药宜禁论》)这是言其常。疾病的变化千差万别,既要了解四时的用药特点，但不宜拘泥。故又重申说;“有病则从权，过则更之。”(同上)就一个处方而言，每个处方固有一定的适应证，然而疾病的因素是复杂的，同样的病证，可有某些不同之点，故又不能千篇一律地照搬照用，而必须灵活加减使用。如对清暑益气汤的使用，就要求“临病料酌”，因为“此病皆饮食劳倦损伤其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也，但药中犯泽泄……淡渗利小便之类,皆从时令之旺气,以泄脾胃之客邪,而补金水之不及也。此正方已是从权而立”。如果当”长夏湿士容邪大旺，可从权加苍术、白术、泽泄上下分消其湿热之气也。”(《脾胃论•长夏湿热胃困尤甚用清暑益气汤论》)总之要“酌中以用药”才会收到满意的疗效。

此外，他还强调说：“凡治病服药,必知时禁、经禁、病禁、药禁”，若能“察其时,辦其经，审其病而后用药，四者不失其宜,则善矣。”(《脾胃论 •用药宜禁论》)可见辨证施治，是要全面考虑,斟酌处治，方能药中肯紫。

《易•乾彖》云：“保合太和，乃利克。”是说凡事不可太过或不及，只有处于中和状态,才是正常。医者辨证施治，同样要权衡疾病的常变与轻重缓急，“酌中以用药”，况且疾病千万化,因人、因时、因地各异，如果只知其常，不知其变，拘守一定的常法进行治疗，是无有不偾事的。《易•系辞》云：“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说明“变动”“无常”是普遍存在的，处理的方法，只能是“唯变所适”。李氏之“临病制宜”和“酌中用药”，亦是通权达变,唯变所适之义。

李氏认为人体生理要与自然相适应，如人之呼吸吐纳就像天地升降出人一样,脾胃运化水谷，转输精微的功能亦如之：“饮食人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比为“清气为天”;“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槽粕转味而出”，比为“浊阴为地”。自然规律是升已而降，降而复升，无有止息，而人的生理活动也是新陈代谢,层出不穷。

对药物的性能,亦按”轻清成象，本乎天地亲下"之理进行分析，如气薄能利，味薄能汗，气厚发热,味厚泄下以及淡能利，苦能清等，于理论、于实际均无不合之处。而在组方用药方面，则要求权衡常变，并通权达变地酌中以用药。脾胃为元气之本，不能有伤，若脾胃损伤，则诸病由生。因此特别重视脾胃和元气的保养，脾胃健元气充，方不致“阴火乘其土位”。另外，还从“阳本根于阴，阴本根于阳”和“阳极变阴，阴极变阳”之理，论证“六腑之气生发长散于胃士之中”，提出脾胃之气宜升发的见解。用五行生克乘侮规律，说明五腑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分析其相互影响的病理和因病制宜的处治，体现了辨证施治的整体观。总之,重脾胃、贵元气、主升发，是李氏的学说特点，“效象天地，准绳阴阳”，则是其思想方法。至于整体观、常变观以及酌中用药等思想，亦都具有重要的医疗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