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发掘，人类早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就利用古卜来预测吉凶了

据考古发掘，人类早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就利用古卜来预测吉凶了。《周易》的发生史可以追湖到这个时期，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義时期。由于筮占的特点是根据蓍草排列所显示的数与形的变化来预测吉凶，所以与其他的占卜形式相比，具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性，可以通过无数次的排列，还渐把数与形的变化推演成一个整齐有序而又稳定规范的符号体系。《周易》的那一套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交所组成的符号体系，反映了这个时期受原始思维支配的巫术文化的特色。如果说这套符号体系蕴含着某种智慧，至多只能肯定其中蕴含着一种神人交感的观念，表现了人类试图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努力，除此以外，不会再有什么更高深的意义，因为处于蒙味状态的原始人是不可能产生高深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

大约于殷周之际编纂成书的《易经》则是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水平，实际上是继承了原始的巫术文化传统，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拿《易经》来与原始的筮占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就是《易经》除了那套并无高深意义的抽象的卦交符号以外，又增加了一套由卦辞和交辞所组成的文字表意系统，其卦交符号是继承了原始的筮占而来的，其文宇表意系统则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虽然这套文字表意系统的素材不过是一些筮占的记录，但是经过一番整理分类、加工改造的工作，提炼成为卦辞和爻辞而系于卦交符号之下，就具备了多方面的功能，容纳了更大量的信息，启迪了更丰富的思路，而原始筮占的意义和性质也就从此开始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易经》凭借它的一套文字表意系统，充分反映了般周之际人们的精神风貌，记录了当时人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政治伦理知识以及哲理性的生活知识，从而扩大了《易经》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性质，这是原始筮占的那种抽象的卦交符号所不具有的。关于般周之际的史实，顾颉刚先生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已做了很好的考证，指出有王交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高宗伐鬼方的故事、帝乙归妹的故事、箕子明夷的故事、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等等。关于天文历法的知识，《丰卦》的“日中见斗”“日中见沫”，《明夷卦》的“不明晦，初登于天，后人于地”，《复卦》的“七日来复”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关于政治伦理知识，有《临卦》的“知临，大君之宜，吉”，《益卦》的“有孚惠心，勿问，元吉”，《谦卦》的~谦溓君子〞，《恒卦》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等等。关于哲理性的生活知识，有《泰卦》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等。但是，从总体来看，《易经》所记录的这些知识，其意义不在于这些知识的本身，而是为了卜旅的参考，因而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一部科学著作或史学著作，而只能看作是一部卜众之书。

此外，从《易经》的文字表意系统还可以看出，它反映了般周之际宗教思想的变革，接受了当时发展起来的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观念，并且把这个观念与卜筮相结合，构成一个以天人之学为理论基础的巫术操作系统。在卦交辞中，天是一个最高的概念。这个天既有自然之天的含义，也是一个主率人事的至上神，人们可以通过合乎道德的行为获得天的福佑，天与人相互感应。很显然，这是由原始巫术的神人交感的观念发展而来，但是，理性的成分是大大提高了，系统性的程度也更为增强了。原始巫术的神人交感的观念，其世界图式是混乱无序的万物有灵论，而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则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因此，在这两种观念支配下的卜旅巫术，无论是就思维水平还是就文化意义而言，都是大不相同的。从原始的卜簽到《易经》的卜筮，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中国的文化也由此而从蒙味状态进人了文明状态，我们应该把《易经》的性质问题放在这个总的文化背景中做全面的考察。

《易传》包括十翼，是对《易经》的一部解释性的著作，大约于战国时期经多人之手陆续写成。就其思想内容的基本性质而言，诚然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哲学，与《易经》本文的那种卜旅巫术大异其趣。但是，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它又不能不把用于卜筮的卦交符号与卦交辞奉为神圣，力图从象数与义理方面来阐发其中的意蕴，这就使得它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与卜筮巫术的奇妙的结合。有人强调它的卜旅的一面，其实它的卜筮经过哲学的改造，是一种哲学化了的卜筮，与《易经》本文中的那种卜筮有很大的不同。有人强调它的哲学的一面，其实它的哲学是在卜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相当派厚的巫术文化的色彩，而不同于其他的那些较为纯粹的哲学。因此，如果我们把《易传》的性质简单地归结为卜筮，或者简单地归结为哲学，都是失之于偏烦，不能确切地把握它的特殊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