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称春秋战国时期为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期，西方、印度、中国这三个大的文化圈都是几乎同时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周易》的外延与内涵主要是通过《易传》而后确定的。《易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文主义高涨的文化背景，与《易经》所反映的那种宗教巫术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在从《易经》到《易传》的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经历了一次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的重大的转化，走过了一段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曲折的过程。人们称春秋战国时期为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期，西方、印度、中国这三个大的文化圈都是几乎同时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轴心期打破了吉代文化数千年长期保持的宁静，使精神领域变得喧闹沸腾，众多的哲学家在这三个地区首次涌现，反映了人类意识的觉醒。

轴心期的特点，一方面是产生了激烈的精神冲突和思想的分裂;另一方面是通过不断的讨论、争辦和相互交流，世界上这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创造了历史全景中的共同因素。这是人类历史的突破期，人类自觉地迈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伐，树立最高的追求目标，就是以轴心期为真正的起点的(参阅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如果我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放在这种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中来考察，它的特点和意义将会变得更加显豁。

在这个时期，西周的那种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天命神学是解体了，精神领城的那种沉寂停滞的局面是打破了，诸子蜂起，百家争吗，学术由原始的统一而走向分裂。但是，这种分裂实际上是一次意识的觉醒，思想的启蒙，文化精神的再生。尽管当时的诸子百家彼此对立，相互争辩，但是由于他们都是怀抱着伟大的理想，把整体性的存在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所以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不同的角度扩展了它的外延，深化了它的内涵，并且创造了许多共同因素，为下一个阶段的多样性的统一淮备了条什。到厂战国末年，学术融合的局面形成了，手是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总结这个时期的文化创造，有的派别性较强，比如需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有的派别性较弱，比如杂家的《吕氏春秋》。

至于《易传》，更是自觉地顺应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提出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著名命题，不仅比其他各家更为全面地总结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创造，而且接上了自伏羲以至《易经》的文化源头，把上古、中古、下古的文化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序列，以浓缩的形式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轨迹，特别是反映了从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转化的轨迹。因此，由《易经》与《易传》所共同组成的《周易》，它的“世历三古”的成书史，本身就相当于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或者相当于一部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史。如果说中国文化在轴心期产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转折，那么在先秦典籍中，最能全面体现这个转折意义的，除了《易传》以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其他的著作来了。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要回到先秦来寻我精神的原动力，而找来找去，又往往归结为由《易传》所奠定的易学传统。

这种情形绝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而主要是由于《周易》的那一套八八六十四卦的符号体系以及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仿佛一个巨大的海绵体，把这个时期诸子百家所创造的共同成果都吸收容纳进来，并且综合总结成为一种卷之则退藏于密的《易》道，因而理所当然地被后世公认为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