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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有老少之分,脏腑有虚实之殊;贫富不一,致病原因多异;即病症相同,亦当因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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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论病处方,从来重视正确处理常和变的关系。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一从一逆,一反一正,深刻地揭示了药病之间的常变关系。正治,逆病症用药,乃常理;反之,从病证用药,乃变通。故李时珍说:“虽然岁有四时,病有四时。或春得秋病,或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地。”(《本草纲目•序列•四时用药例》,第一册,74 页)研究病理、药理的常变关系,正是为了克服,不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

患者有老少之分,脏腑有虚实之殊;贫富不一,致病原因多异;即病症相同,亦当因人而治

患者有老少之分,脏腑有虚实之殊;贫富不一,致病原因多异;即病症相同,亦当因人而治。这就叫常和变辩证统一。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论述来阐明这一思想:“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且如贵豪之家,形乐志苦者也;衣食足则形乐而外实,思虑多则志苦而内虚。故病生于脉,与贫下异,当因人而治。后世医者,委此不行,所失甚矣。”(《本草纲目。序列•神农本经名例》第一册,52 页)古今名医正因其善于“因人而治”,常穸统一,故能取得成功。一药不可治众人之病,同病不可以一理概论。常其所常,变其所变,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乃神医妙术之精微。李时珍借寇宗殖的论述,阐明这一原理。宗壺曰:“人有贵贱少长,病当别论;病有新久虚实,理当别药,盖人心如面,各各不同;唯其心不同,脏腑亦异。欲以一药通治众人之病,其可得乎?”(《本章纲目•序例.神农本经名例》第一册,52 页)“病当别论”,“理当别药”,即对具体病症进行具体分析,坚持辨证的常变统一。反对千人一律,刻板硬套。

患者有老少之分,脏腑有虚实之殊;贫富不一,致病原因多异;即病症相同,亦当因人而治

十剂之中有燥剂,燥剂的功效在于祛湿。逐湿必赖燥剂,这是医理之“常”。然而如何逐湿,则有各种特殊手段,这是医理之权变。李时珍首先分析了湿征的类型及成因:“湿有外感有内伤”。外感之湿,起于“雨露岚雾地气水湿,袭于皮肉筋骨经络之间”;内伤之湿,“生于水饮酒食及脾弱肾强”。因此,逐湿的燥剂当因人而异,治疗方法是多变的。“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淡药可以渗湿,泄小便可以引湿,利大便可以逐湿,吐痰涎可以祛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本草纲目•序例•十剂》,第一册,63 页)关于干燥剂的诸种常变关系,都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人们认识物化之“常”,则可以适应千变万化之征;对同类病症诸种表现有所认识,才能概括医治同类病症的常理。医学、药学中的原理原则,“十剂”“四时用药例”等均从千百年医药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属于“常”的范畴;《本草纲目》所载各种经方、时方、验方、单方,都是在常理指导下的具体运用,属于“变”的范畴。名医辨证论治,执“常”应万“变”,万“变”不失“常”,无不对常和变的辩证统一原理成竹在胸。

四气五味,药物之本性不变,君豆佐使的配伍则千变万化。七方、十剂固有常则,施之于人,则补污政养,效用悬殊。故李时珍指出:“甘缓、酸收、枯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性,一定而不变者也;其或补或污,则因五脏四时而互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也,其于五脏补污,亦互相施用也。”(《本草纲目•序例•五脏五味补污》,第一册,78 页)《神农本草经》谓药有“七情”,即相须、相使、相反、相恶、相畏、相杀。不只相须、相使者可以同用;相畏、相杀者,相恶、相反者同样可以并用,正如李时珍指出的:“有经有权,在用者识悟尔。”(《本草纲目 •序例•神衣本经名例》,第一册,46 页)若因药有相畏相杀之性,就一概拒绝同用,是株守常理而不知权变了。李时珍引用陶弘景的话论述这一思想:“凡检1日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细辛,俗方玉石散用栝楼、干姜之类。服之乃不为害。”“半夏有毒,须用生姜,取其相畏相制也。”“牛黄恶龙骨,而龙骨的牛黄更良,此有以制伏故也。”(同上)这些都是“有经有权”的典型方剂。根据变通权宜的辩证原则处方,可谓得医理药理之枢密。这正是李时珍所经常倡导的。

李时珍对药物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强调药物的归经有别。药物性味不同,固然归经有定准,但亦存在常与变的辩证关系。药物归经,可通过配伍有所改变,这才是李时珍所注重研究的地方。常山、蜀漆(即常山苗)是祛痰截疟要药。但疟有各种,有五脏之疟,有六经之疟。根据疟之类别,需要改变常山、蜀漆之归经,其方法则在改变其佐使。李时珍指出:常山“得小麦、竹叶则人心;得秫米、麻黄则人肺;得龙骨、附子则人肾;得章果、槟榔则人脾。”(《本草纲目 •常山、蜀漆•发明》,第二册,1151 页)如既不知疟起于何经与何脏,又不知常山蜀漆因佐使不同而改变其归经,只知常山蜀漆可以截疟,知常而不知变,如此投药,断断为名医所不取。庸医不知常变之理,以为一药可通治众人之病,李时珍对之作了尖锐批评。

李时珍以毕生精力深研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和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祖国医学理论,坚持革新精神,创立了辚新的《本草纲日》体系,对朴素辩证法思想做出重大发展。《本草纲日》不只是中医药学的丰碑,也是研究传统哲学的瑰宝。李时珍的哲学为医学界留下了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哲学界引以为自豪的智慧结晶。亡援引易象、易理以分析医理、药理,为医易相通树立典范,值得深思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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