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元年》实例：先秦卦象应用的奇妙境界，可以用一个卦象贯通同一时空下的不同领域的事物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估。”公日:“女不可近乎?"对日:“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国,迟速本末以相及国,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国,留埋与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四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帽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田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日明、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西晦时,深则生内热感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出,告赵孟。赵孟日:“谁当良臣?"对日:“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

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楊兴西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赖大焉!主不能街”,吾是以云也。”赵孟日:“何谓蛊?”对日:“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且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日:“良医也。”厚其礼归之。这段话很长,意思是这样的:晋侯向秦国求良医,秦伯使医和来为晋侯诊治。医和说:“病没法治了,这是因为病因在于近女色，房室内生的病就像事物腐败生虫一样。不是因为鬼怪，也不是因为饮食,是因为心志糊涂了,丧失了神志。良臣将要死亡，上天不再保佑。”晋侯说:“难道女色不能近吗?”医和回答说:“应该节制。先王制作乐,是用来节制各类事情的。所以有五音的节制规定。每首乐曲的快慢、首尾都要互相照应,从中等音阶开始就要往下降低,五次降低之后,就不能再弹下去了。在此之后就是复杂的指法弹出来的过度的乐声,使得心乱耳聩，忘记了平和的准则,这是守正道的君子所不听的。至于其他事物,也是这样,到达烦乱的阶段就要放弃,不要由此导致疾病。君子对于夫妻之事,要用礼仪来节制,不是要使心志混乱。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化生出辛、酸、威、苦、甘五味,发露为白、青、黑、赤、黄五色,与五声对应。一且过度,就要生出六种疾病。六气就是阴、阳、风、雨、晦、明,分布于春夏秋冬四时,依四时次序而用五声节制。过度就要生灾.阴过度就要生寒疾,阳过度就要生热疾,风过度就要四肢生疾病,雨过度就要肠胃生疾病,晦过度就要生神志昏乱的疾病,明过度心脏就要生疾病。女子体态呈现为阳性,接近她的时候是在夜晚，过度就会生出内热、神志昏乱、蛊-类的疾病。现在您不节制,不按时,能不到这个地步吗?”医和从晋侯那里出来之后,就把情况告诉了赵孟。赵孟问道:“谁会担当良臣的灾祸呢?"医和回答说:“就是您。您辅助晋国到今天已经有八年,内部没有乱政，外部在诸侯交往上没有缺失,能称得上是良臣了。

我听说，国家的大臣,使自己得君宠、享厚禄,掌握着大权,有了灾祸发生而不能改变局面,必然会受到相应的罪责。现在君主到了因为声色过度而生病不治的地步,不能再为国家杜稷操劳,灾祸是多么大啊!您却不能制止。我因此这么说。”赵孟又问道:"什么叫做蛊?”医和回答说:“这是由于行为过度、沉塌、迷感.不正所产生的疾病。从字形上说,蛊是器皿内部有虫。谷子里面长出的飞虫也叫做蛊。在《周易》，女子迷感男子、风使山上的东西陨落叫做《蛊》。它们都是同类属性的现象。”赵孟说:“真是良医啊!"于是用厚礼把医和送回秦国。

这一实例在事实上涉及了卦象.阴阳、五行、音律、政治等多种问题,分属于易学、医学,音乐学.政治学等各不相同的范畴。卦象、阴阳、五行与音律在义理上本来相通,面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医学的基础,因此医和在解说晋侯的病因和结局时能综合运用这些理论。奇异的是，医和不仅用《周易●蛊》的道理来考察晋俁的疾病,而且还用《蛊》的道理来考察晋国的政治形式,作出了让政客们都不能揣度的政治预言。在这里,先秦《周易》的理论几乎成了一种无所不达的神妙法则。不仅病理、乐理与易理相通,而且政治的道理也与易理一致。这个实例不仅展示出了先秦《周易》与医学、音律学以及其他领城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事实，还展示出了先秦卦象应用的奇妙境界:可以用一个卦象贯通同一时空下的不同领域的事物。这个实例还展示出,在先秦,封象的义理可以直接运用。这个事实又表明,卦象的义理是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规则,它具有神奇的功能。由此可见，原始的《周易》理论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上述四例的运用方式各不相同,它们代表着先秦原始《周易》运用上述四例的运用方式各不相同,它们代表着先秦原始《周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