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儒家义理《易》学的反省和批评：脱离象数基础的义理附会之学在南宋时代已开始为儒者自己否定

儒家义理《易》学在唐代实际上已经遭到李鼎祚的抨击,只是李鼎祚是在批评王弼《易》学、提倡郑玄方法的口号下进行这一工作的。他毕竟是儒生,还不能做到明确表示和孔圣人意见相左;而且他的著作表明,他自己并没弄清《周易》经传的象数本义。但这已充分展示了他对义理《易》学的否定,展示了唐代儒者对儒家义理《易》学的反省。到宋代,朱熹成为儒者自觉反省、批评儒家(易》学的杰出代表。

世人但知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却不知朱喜还是对孔门义理《易》学反省最深、甚至做出否定的人。朱熹在中年(四十八岁)作《周易本义》,他原以为《周易》是一部讲儒家义理的经典,只是后来儒者在传授该经时没能讲妥儒家义理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作了“本义”,企图以象数为基础阐明儒家义理。此书一出,风行天下,他的思想方法随即具有了权威性,深刻地影响着时人和后人。世人以为“本义”代表着朱熹的《易》学观,但为世人忽略的是,朱熹在晚年发现自己弄错了,并对《易》的“本义”作了认真深刻的反省。他说:

盖易只是个卜筮书,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说话。及孔子始取而敷绎为十翼,《彖》、《象》、《系辞》.《文言》、《杂卦》之类,方说出道理来,认为:

但象数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处之实而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细缴绕,令人厌听。

直斥儒者不知本源,妄求义理的做法,表示出“令人厌听”的反感又说:

但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

对时儒的虚谈义理,牵强附会毫不掩饰,并且入木三分地指出,“此弊久矣"!他深深知道,这种说《易》方式远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说《易》方式的结果是:“经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朱熹身为理学大家,但能对前儒及时儒的借《易》附会儒家义理的做法深刻反省,直加斥责,气魄胸怀堪为后世楷模。他的这种反省实际上是对义理《易》学发展历程的反省,也反映着义理《易》学日趋没落的现实。朱熹的这种反省展示了宋儒义理(易》学的牵强附会、流于空谈的本质。朱熹还对自己过去所作的《周易本义》作了部分的否定,并多次说自己因没读懂《易》而心有遗恨。

先生于《诗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

某所恨者,不深晓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说处,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晓得,须更有奥义可推(方子)。

庚戌五月,初见先生于临漳,问看《易》。曰:“《易》未好看,《易》自难看,先儒讲解失圣人意处多。"又间读《诗》。曰:“《诗》固可以兴,然亦自难,先儒之说亦多失之。某枉费许多年工夫。近来于《诗》、《易》略得圣人之意(徐寓)”。

朱子不满于《周易本义》,以不通古人筮占之法为恨,并叹息自己过去在探索《易》《诗》思想的过程中白费了多年工夫。这种直言不讳的反省所表现出来的坦荡大概是只有真学之士才具有的品质。可叹朱熹作成《周易本义》是丁酉年,四十八岁,庚戌年的叹息已是在十三年之后,年过花甲,而正当年富力强的时期在此时看来却是枉费工夫的年代,这不能不让人有所遗憾。

朱熹对儒家义理《易》学的反省和批判是儒家义理《易》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孔子说《易》,原为"经世”;而且先秦儒家说《易》也不同于后来懦家那样,他们大多是把《易》卦爻辞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结合,表象上是在谈着“三才"中的“人”道,因而仍是一种较为切近现实人事的义理之谈,虽然本质上同样是附会之说。所以这种《易》学能成为汉代的政治哲学,成为众经之首。但自魏晋玄学兴起,“扫象言易”的倾向性强,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思想色彩陡然骤升,这种义理之学虽然也谈着人事,但本质上不是为“经世",它更倾向于“出世”。当儒家义理《易》学自唐以后实际上部分地融合了王弼的道家《易》学思想方法之后,儒家《易》学带上了超然出世的玄学色彩。排斥象数之后的义理附会可以随意驰骋,越谈越玄，越谈越空,到宋明理学时代演变为大谈天理、性命,既不同于为推行儒家教化而出现的早期儒家《易》学,也不同于为寻求自然无为而出现的玄学《易》,而是一种为少数人所主张的谋求“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新品种,而这种新形式的《易》学的最大特点是与《易》的卦辞爻辞的原初含义风马牛不相及。这无疑是义理之学的附会特征极端发展的结果,没有象数基础的形而上发展必然要走向空谈。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却对这种义理《易》学作出了果断地否定,这表明,脱离象数基础的义理附会之学在南宋时代已开始为儒者自己否定。这种否定无疑是自唐以来儒者对义理之学进行的反省发展的结果。它反映出,唐宋儒家学者中有许多敏锐优秀的学者,他们有勇于作学术上自我批评的高尚精神。所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并没有遍及所有的理学家及理学的每个领域。

孔门义理之学在宋代发展成空谈天理性命的局面,这说明,懦家《易》学的底蕴已经发挥尽净,因为“三才”之道中“人”与“天、地”的性与命都已说遍了,在义理上已很难再有新的体裁可供附会。

儒家《易》学的生气应该到此为止了,不会再有延续。但由于孔门义理《易》学的目的是为推行儒家教化,能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对于现实的政治来说,它仍有政治哲学的意义,它还有用。所以它仍是“五经之首”,仍是明清两代儒生科举的必考科目。但尽管如此,孔门《易》学在义理上已很难再有发展,所以到清代李光地奉旨作《周易折中》时,也只能把宋代以来的义理之说以“折中”的形式作一下集结而已,虽说是洋洋大观,但在义理上却难有什么新内容。

回顾二千年义理《易》学的历程可以发现,孔门义理之学在孔子自身虽有些落寞,但在孔子身后却最能得宠于封建统治者,历代王朝都爱用孔子的思想。而王弼的义理之学实际上是采取了否定儒家义理《易》学的形式,它是凭着不自觉地向先秦《易》学具有的“尚变、重自然之道"精神的回归而博得时人及后人的肯定的。因而,孔门义理之学会随着封建政权的衰落而衰,而王弼《易》学难衰;王弼主观上要抛弃儒家义理《易》学,而儒家义理《易》学却不得不拿王弼义理之学来修正自己,补充自己。因为孔门义理之学是为政治服务,而现实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总是有限的;而王弼《易》学是要超越现实政治,要想超越有限,必须具有某些无限的品质。

汉代以后,义理《易》学代表了中华《易》学的主流。尤其是孔门《易》学,实际上成为汉代以来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官学。由于义理《易》学的兴起,巫史象数《易》学逐渐退居民间。两千年间除了在不为官方提倡的占术应用上有所发展之外,在最有价值的理论发展方面,只有汉代的卦气思想和医学理论略可称道,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由于义理之学的盛行,先秦象数《易》学逐渐失传。由于义理之学越谈越玄,越谈越空,终于造就了知识界的普遍看法:《易》是个玄之又玄的东西。而在民间,由于江湖术士们为利益驱动,大肆渲染其神秘作用,终于形成了《易》无所不能的形象。于是官学、民学,都很神秘,《易》在这种氛围中-方面继续被抬举、尊奉;另一方面,它的真实面日越来越模糊,直到弄成世人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