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吉祥寓意的物品之神鼎

《符瑞志》:“神鼎者,质文之精也。知吉知凶，能重能轻，不炊而沸，五味自生，王者盛德则出。(阙)”又载:“汉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汉明帝永平六年二月，庐江太守献宝鼎,出王洛山(洛或作雄)。”以后各代,自汉章帝建初七年至南朝宋顺帝昇明二年，所发现者,除铜鼎、石鼎外,多是铜樽、铜钟、铜鼓、铜铎等。

武梁祠《祥瑞图》有此。题榜为:“神鼎，不炊自熟，五味自生”。

鼎本是一种青铜的大型炊具,同时也是祀神祭祖的重要礼器;夏商周以九鼎作为国之重器，以“鼎祚”称“国祚”,象征国家的命运。《说文解字》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易卦巽木于下者,为鼎象,析木以炊也。”

以上,正式列名的瑞有97种。除此之外,还记有一些奇异的物象,或者不成其类,或者未见有著录。如有:神雀、五色雀、白鹊、白鼠、黄鹄、赤雁、赤鱼、白鸽、白鹅、金鸡、赤鹦鹉、白鹦鹉、白孔雀、野蚕茧,以及石树、石柏、花雪、河水清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最后，结尾说:“汉和帝在位十七年,郡国言瑞应八十余品,帝让面不宣。”

这就是《宋书·符瑞志》的三卷全部内容。就目前所知的资料看，这是关于“祥瑞”较完整的一部文献,但并非是最全的,有些“祥瑞”并没有包括在内。如果将有关的材料收集齐全,可能会大大超过现有的数字。

谶纬之所以成为一种迷信，是因为它将一些偶然的奇异的自然现象,假托是上天的意志向人间显示的征兆,并且颂扬了皇帝的德行。在现代唯物论者看来,有些让人感到很幼稚，显得非常可笑。试想，一个地方官员,手里捧着一个动物的怪胎，植物的变种,或是一只角的小鹿,或是三条腿的乌鸦,或是多叉的谷穗，以及白鱼,白雀和红兔子、白老鼠等,向皇帝进献的时候,该是怎样的情景!是上天导演的闹剧，还是人间伪造的骗局?其作俑者竟是在上层社会，有的写进表,有的作颂文,相互吹捧,忙得不可开交，几尽粉饰之能事。因为它不是个别的荒唐行为,面是普遍的举动，并且一度形成高潮，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谶”与“纬”本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前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自以为是代表天意的“符箓”;而后者则是方士化儒生用神学观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和比附，所以相对于经书之“经”而言,便称作“纬”。儒家有多少经书,就有多少种纬书。因为纬书中也有谶语，所以谶纬混称,难以分开。从文化的角度看，谶纬的最大特征是把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如动物的怪胎和植物的变种神秘化,说成是上天的有意作为。譬如说“河图洛书”,就是儒家将其经典套上了神话的外壳,假托龙马和灵龟，从黄河、洛水中负出，显得古老、神秘,在古代好像也增强了一定的可信度。

面当这种谶纬被政治和军事等利用，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造反者为了制造舆论，都会将其高高举起,大肆宣扬,若有其事的泛滥起来。从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王莽到汉光武帝,都有这类活动。董仲舒著的《春秋繁露》,杂凑阴阳五行学说,对自然和人事作各种牵强比附，建立起“天人感应”论的神秘主义体系,为谶纬迷信打下了理论的基础。

东汉时期，谶纬迷信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建武中元元年(56)，汉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使图谶成为法定的经典,作为重要的统治工具。建初四年(79),汉章帝刘炟召博士和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章帝亲自称制临决,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四卷,全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了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它的出现,是董仲舒以来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继《春秋繁露》之后,把儒家经典与谶纬神学紧密地糅合在一起;也是今文经学派为保住其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对古文经学派斗争的产物。

所谓上行下效:“齐桓好衣紫，阖境不鬻异彩;楚王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尹文子认为这是“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乱之所由也”。可是，汉章帝却以为到处出现古怪的“祥瑞”是他的政绩辉煌。我们在《宋书·符瑞志》中不难看出,在从东汉到南朝的几百年间,见于“祥瑞”最多的朝代是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的三四年间:仅麒麟就出现过51次,凤凰出现过139次,黄龙出现过44次;其他各种祥瑞,也出现过不少。但这不是真实的,因为这三种动物都是虚构的，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为什么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陈旧的东西呢?是为了全面铺开,了解整体，避免见树不见林。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说明它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影响很大,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影响,直接关系着人们的观念形成,尤其是吉凶、祸福的观念。是它构成了后来吉祥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当那陈旧腐朽的外壳被剥掉，显露出来的将是鲜美的“仁”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