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与先秦诸子的天命观：知天命与受天命
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与先秦诸子的天命观：知天命与受天命
从现今出土的甲骨卜辞以及鼎器铭文上看，“受命于天”的刻辞不止一次出现，说明早在殷周时期，天命观就已经在中国古代先人的头脑里扎根了。
‘天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先秦诸子对于天命有不同态度:”孔子言知命，墨子言非命，孟子言立命，庄子言安命顺命，老子言复命，荀子言制命。”这不仅反映了他们自身的思想主张，同时也帮助后人窥见古代哲学思想不同派别的分野。
天命观是先民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基础上融合图腾等发展出天神合一，进而产生出的天帝信仰及相关哲学体系。这一体系滥觞于殷商，之后历代思想家对之多有增衍，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政治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秦诸子天命观
中国哲学向来以“天人合一”为宗旨，“知天命”与“受天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先秦诸子都很重视“命”。
中国先哲言命之论，初盛于先秦。“孔子言知命，墨子言非命，孟子言立命，庄子言安命顺命，老子言复命，荀子言制命，《易传》、《中庸》、《礼运》、《乐记》言至命、俊命、本命、降命。”先秦诸子之说，各不相同，以下仅以孔子和孟子为例作说明。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孔子，就是位极度信命的老夫子。他早年奔走列国，到处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不为所用，这才深深地省悟到，命运的力量是如此厉害，而这时，他已年至五十。“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从不知命到知命这一思想转化过程的最好说明。
而在“知命”的同时，他还敬畏命，正如他所言一一“畏天命”。有意味的是，除了自己“知命”、畏天命外，他和他的弟子还不遗余力地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死贫
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作为一个君子来说，非得“知命”不可，否则就够不上做“君子”的资格。
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在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是，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竟干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竟来了，就是命运。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还说:“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前者是说，不管命短命长，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培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后者是说，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无一不是命运，只要顺理而行，接着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下面(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见，孟子也认为天命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天命观的演变
天命观源于中国古代宗教观念，特别是殷人对“帝”或“天”的信仰。古人把天当做神，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运。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说明了当时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帝的命令，称之为“天命”。可见，“天命”说早在殷周时期就已流行，而且被用来作为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合理依据。这正好也说明:天命观不仅仅在哲学思想史上有意义，更与早期国家理念的演生历史有紧密联系，甚至在之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天命”一直被视为国家正统性及合法性的依据。
天命观在中国古代发生过两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殷周之际以“天命靡常”为中心的天命观的变化;第二次是周秦之际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的新的天命观的出现。二者皆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有关，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社会变化的产物。
在天命观第一次变化时，殷商纣王无道，周依靠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万民顺附，取代了商朝。于是，周初统治者反复强调要镜鉴前代的盛衰、治乱，反思桀、纣淫乱败亡的教训，承继禹、汤明德隆治的经验。认为天命必须和人事相配合，不尽人事，仅信天命，灭亡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尚书》中说:“天命靡常，唯德是从。”“天命靡常”的天命观顺应了周克殷的历史变化。
周秦之际，随着西周的衰亡，人们便不再相信“天命”能够恒久维持它的惠爱、公正和全能，于是出现了“天命不彻”(彻，常规)的言论，开始背离周初统治者为统治需要而具有“常规”(辙)的“天命”。天命观再次发生了演变，尤其是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为“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这种演变其实基于古人对天的知识的增长，也反映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从哲学思想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角度看，天命观的这种演变取得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观所不能比的积极进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又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开始。
从殷周之际的历史情况看，周的天命观有激进的意义。它反对天命在一个民族身上的旧的天命观，提倡“天命靡常”，而以道德性为天命的标准，具有普遍性和人文性。但至战国中叶，以儒家天论为代表的周代天命观已经落后，不适合时代需要，于是再出现从自然的普遍秩序与规律来说明天命的转移的新理论，乃因当时中国人对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