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易学即太极和阴阳不即不离的学说

太极之理为体，阴阳五行之气和万物化生为用，有体则有用。前者为微，后者为显。阴阳之气和万物化生乃太极之理自身的显现。彼此之间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问题。这一论点，十分重要，是朱熹本体论的精髓。二者虽无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又存在着顺序或节次。其学生提问说：“自阳动以至于人物之生,是一时俱生，且如此说，为是节次如此？”朱熹回答说：

道光后不可，然亦须有节次。康节推至十二万八千云云，不知以前又如何？太极之前，领有个世界来，正如昨日之夜,今日之益耳。阴阳亦一大阔辟也。但当其初开时，须昏暗，渐渐乃明，故有此节次。其实巴一齐在其中。（同上）

是说,从太极动而生阳，到万物化生，可以说是“一时俱生”，不能说彼先此后,却存在着层次或程序。如邵雍的宇宙论所说，太极生出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以十二万八千年为一元，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前，还有另一个世界，宇宙总是一阴一阳,开合不已。但太极当初生天地万物时，是由暗到明，逐渐生出各种具体的事物,经过许多层次或段落。虽经许多阶段，其实天地万物已都在太极之中。意恩是,从太极到万物化生，一方面说是“俱生”，另一方面又是逐渐展开的过程。这同其筮法中的太极生两仪说，“生则俱生”，但又有“次序”，也是一致的。

从朱熹上述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将阴阳五行和万物化生，看成是太极之理自身展开的过程，就其论点看，这一过程，同样不是时间的过程，而是逻辑的过程。其所谓“节次”，实际上指逻辑的程序。程颐的易学哲学将事和象看成其理由自身显现的形式,朱熹用这一观点考察太极之理同阴阳气象以及天地万物的关系，则以阴阳五行之理即太极为本体，二五之气和万物为现象，以逻辑的展开形式,解释本体自身显现为现象。这样，便完成了理本论的理论体系。还可以看出，他对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邵雍的先天图式的解释，都是从程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原则出发的，其结果又将周邵两家图式中的宇宙发生论的体系,转变为本体论的体系。

这是朱熹的易学哲学在理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这种理论体系的转变,也是对道家和道教哲学中宇宙发生论体系进一步清算的结果。前面提及，朱熹同杨子直的辩论中，认为老子的有生于无说不属于《周易》的系统，将道家的“道生一〝说同“易有太极”说合而为一是错误的。其同程可久的辦论中,亦持此论。他说：大权之文正谓理之板至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后次序之可言，故日易有太极。则是太极乃在阴阳之中，而非在阳阳之外地。今以大中训之，又以乾坤末判、大衍末分之时论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今论太极而日其物谓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气合而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日太极生两仪。而老乃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文集•答程可久》）

此是说，太极之理同天地阴阳始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太极作为天地之根，并非仅存于乾坤末判，大衍之数未分之时，先于天地、阴阳而存在;不应称其为神，亦非合而为一的混沌之气，如汉易说的元气。有乃阳阳五行之理的全体，有此理，其气自然分而二，此即太极生 两仪。此“生”字，非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的“生”，即父生子之生，谓道先于一，而后方生一，一先于二而后生二。因为太极和天地阴阳乃了形上和形下的关系，不是时问上的先后关系。朱意此论，可以说是继程颐之后,对道家或受道家易学体系影响的太极说的批评。这一批评，鲜明地表现了宇宙发生论同本体论的对立。从朱熹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这种对立的理论思维在于如何理解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孔疏因受王弼派易学哲学的影响，提出“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周易正义．系辞》），认为二者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朱熹继承了程顾的说法，认为道乃器之所以然，二者既有区别，又不相脱离。他说：“指器为道，固不得。离器于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这里。”（《语类》卷七十五）又说：“道不离乎器，器不遗乎道。”（同上)道和器乃体用关系,无先后之可言。他说：

乾乾不息者体，日往月来、寒来署往者用。有体则有用，有用则有体，不可分先后说。（《语类》卷七十六）

“乾乾不息〝，指网健之理，此是体;寒暑往来乃阴阳之事，此是用。二者不即不腐。不分先后。可以香出,，“体用一源”乃程朱派理本论的基本原则。朱熹说的“推其本则大极生阴阳”这一命题，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而提出的。

总之,朱熹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包括天下事物之理。卦爻象形成的法则和天地万物形成的法则是一致的。此即他所说的“凡天地许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与天地 齐准而能弥纶天地之道。”(《语类》卷七十四）他一方面,以体用一原的观点解释非爻象乃太极之理白身的展开;另一方面，又以此种观点解释物质世界乃太极本体论自身的显现：认为本体和现象，非—非二，不即不离。这样，朱惠便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本体论的重要的代表。他的本体论不仅限于自然观,而且费彻到其认识论、人性论和道德修养等领域。就认识论说，如朱熹的〝即物分理”说，就是建立在其本体论的基础上的。他说：“形而上者,指理而言：

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即事印物，便要见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实于事上见得这个道理，然后于己有益…大学之道。不日穷理，而谓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实处穷竞。事事物物上，有许多道理,穷之不可不尽也。”(《语类》卷七十五)就本体论说，太极不离乎阳阳，物物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理虽无形迹，却寓于万事万物之中。所以研究事物之理不能脱离形器，此即“即事即物，便要见得此理”。“分理“出于《易传》，“格物“出于《大学》。朱熹认为，二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大学》交出“格物”，是要人们〝就实处穷竞〝其理。关于人性论和道德修养问题，朱熹更是依其本体论的观点做了回答。如以人性为理气的结合，以太极之理为人性的本质，主张于人伦日用处体验

仁义礼智之理，于喜怒哀乐之已发和末发处用功夫，持守仁义之理，不被人欲所侵蚀。这些观点，一般论朱熹哲学的著作皆有介绍，这里便不多谈了。朱熹的本体论的体系，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所闻发的本体和现象一而二、二而一的观点，太极和阴阳不即不离的学说，对以后几个世纪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