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文化中的吉祥寓意是旧时的宗法思想和科举制度的产物

又如吉祥纹样中的“连生贵子”“五子登科”“连中三元”之类,明显是旧时的宗法思想和科举制度的产物，有的与我国的现行政策相冲突。研究是一回事，但不宜宣传。

诸如此类，在分析它的现实意义时,应该审慎对待。

在我国文化的发展史上,对于花卉的认识虽较其他植物为晚,但后来的进步很大。由实用而观赏,由观赏而寄情,也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深化。荷花(莲花)是个典型的例子。荷花、莲花古人也称芙蕖、菡萏。长期以来,有不少片面的解释,多是侧重于一点,有的说是由于佛教祟信莲花，视莲花为圣洁,因而随着佛教而传人;有的说过去出殡,在死者的衣物上绣莲花，是送死的花纹;也有的说北宋濂溪先生写过一篇《爱莲说》,推崇“出淤泥而不染”,影响于世。这些都是从一个方面推断莲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全面认识它的性状和人文内涵。

实际上，我国种植莲(荷)比佛教传入早,反映在文学艺术上也较早。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方壶”,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壶的盖顶上塑造了一只生动的仙鹤，昂首前视，站在盛开的莲花中间,让人感到清新俊逸。《诗经·郑风》中就唱出了“山有扶苏，隰有荷华”的歌。

佛教创立于印度,公元前1世纪传入我国。据说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释迦牟尼)的家乡生产莲花,品种也很多。他和他的弟子们便取白莲花为象征,用来解释佛教，所谓“弥陀(佛)之净土,以莲花为所居”;并喻之为“莲花藏世界”,将莲花赋予神圣的意义。在佛教中，称佛经为“莲经”，佛座为“莲台”;僧人的袈裟为“莲花衣”,具有“清净无染之义”。佛教中有所谓“莲花三喻”者,以“为莲故华”“华开现莲”“华落莲成”,比喻它的发展和兴盛。佛教传入我国后，有助于莲花艺术的发展和普及，但也偏向了宗教的宣传。死者用莲花装饰，是佛教信徒向往西方净土,因为要到那边去。佛经说西方极乐世界到处都是莲花,连众生的“四生”之中,“化生”儿就是在莲花中生出来的。

周敦颐是北宋时期著名哲学家,字茂叔;因筑室于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后人遂称为“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著有《太极图说》等，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周敦颐喜欢莲花,写过一篇《爱莲说》的小品文。全文只有一百多字，写物性而喻人贴切恰当,脍炙人口,尤其为文人所传颂。《爱莲说》为: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以莲花的“出淤泥面不染”比君子,再恰当不过了。文中也提到追求隐逸者不多,但“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正是世人的普遍心理。由此联想到“四君子”(梅兰竹菊)和“岁寒三友”(松竹梅)，都是如此。

明代李时珍描写莲藕,可说是最全面、最具体不过了。《本草纲目》卷三十三说:

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茎、花、实，几品难同，清净济用，群美兼得。自蒻营(茎下)而节节生茎、生叶、生花、生藕;由菡苔(花)而生蕊、生莲、生药(莲实)、生薏(莲心)。其莲菂则始而黄,黄而青,青而绿，绿而黑;中含白肉，内隐青心;石莲坚刚,可历永久。薏藏生意，藕复萌芽;展转生生，造化不息。故释氏用为引譬,妙理具存;医家取为服食,百病可却。

夫藕生卑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丝纶内隐。生于嫩蒻，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

人们喜欢莲花,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品评它、赞美它，并以此喻人寄情。在民间,也自有其爱之所爱。广大劳动者思考得非常全面,也很具体。主要有四个方面:

(1)以莲花之“莲”,与“连”字谐音。引申出“连年丰收”“连年有余”“连生贵子”“连中三元”等,喻好事接连不断。

(2)以荷花之“荷”,与“和”字谐音。引申出“和合二仙”“和和美美”“和合如意”“和气致祥”“以和为贵”,喻“一团和气”。

(3)以藕实之“藕”,与“偶”字谐音。成双配对、双双对对、双喜临门、比翼鸟、连理树、“鸳鸯戏荷”、"风凰于飞”,喻“同借到老”。

(4)以莲蓬之“莲子”谐音“连子"。"连生贵子”“瓜瓞绵绵”,喻“子孙万代”。朴素，实在,圆满,不论做什么事,总希望有一个好结果，对艺术尤其如此。若干年前,我听农村老太太谈剪纸，最喜欢说“喝水要喝长流水”,“万字流水不断头”;不管是剪人物还是剪动物,均忌讳剪些“半拉子”(形象不完整,即所谓缺腿少胳膊，半个脑袋阴阳脸)。有人剪人物或动物的面部,不论正面和侧面,一定要剪出两只眼睛;尤其是侧面,怎么会是两只眼睛呢?回答很简单:本来就是长了两只眼!有三只眼的神仙,没有一只眼的人。眼睛最有神，三只眼可观四面八方，一只眼怎么看全?“铰花全在精气神,没神的剪纸不能感动人。”

西方的悲剧和喜剧泾渭分明，把人间悲惨的事撕得粉碎。让高兴的事喜上加喜。我们的悲剧多是以喜剧收场,最后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传说很广的一对情人的悲剧。两人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不能结合，殉情而死,但最后还有一场“化蝶”收尾。今生不能如愿,来生变成一对蝴蝶，成双飞舞。我曾问一位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他风趣地回答:不这样会有不少人挂心不下，一直念着那一对可怜的人儿，为他们掉眼泪,成为终生的遗憾;死后变成一对蝴蝶，也算是一个交代,使人得到心理上的慰藉。

这是一种精神。善良的民族情感所铸造出来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不以为奇了。西方画家很少画鱼,因为鱼在水中,绘画者是看不见的。只有在他们的静物画中,看到几条捆扎着的鱼,和其他的猎物放在一起,是准备送入厨房的东西。但是中国画家所画的鱼,却是在水中的游鱼。对于鱼的游动和在水中的情景,是长期观察和想象的结果,难以直接写生。

《庄子·秋水篇》中有一个“庄惠观鱼”的故事,大意是说庄周和惠施一起在桥上游玩,庄周说:“鱼在水中悠闲自得,这是鱼儿的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周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庄周说:“还是让我们顺着先前的话来说。你刚才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话,就是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儿的快乐而问我。而我则是在这桥上,看到鱼儿之后,才知道他们快乐的。”

两个战国时期的学者,一个是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一个是名辩家的代表惠子，他们是这样观察事物、辩论问题的。中国的画家，也是懂得鱼儿之快乐的，所以能把鱼在水中的姿态跃然于纸上。同样,民间画莲画荷,也画藕、画莲蓬，不仅画隐在水中的,连在泥中的也一起画出来。画个完整，画个圆满,画个美好的莲藕“全家福”。

大自然的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莲(荷)之外的鸳鸯、鱼儿、蜻蜓等常来与他们亲近,当一对鸳鸯游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又会产生新的联想,艺术的效能也会向外释放，以至于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