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的作用在治理万民，就像牧者放牧牛羊，都必须适应万物自身的活动规律

《六韬》是我国古老兵书之一。全书6卷60篇，约2万字，是《武经七书》里最长的一部。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是“道”。书中对君道、将道、兵道、战道等都做了较全面的阐述，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君之道

君指国君，为一国之首，举国上下神经中枢之所系。《六韬》认为，这个特殊位置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占据和取代的。唯其如此，作为人君，更应当高膽远瞩，努力研究和把握“道”的寓意，懂得顺从自然规律。又认为：君主的作用在治理万民，就像牧者放牧牛羊，都必须适应万物自身的活动规律(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圣人牧之)。规律或法则如何去找?作者提出一个“情”字，认为应“循情究理。”说过：君子喜欢得到他所抱愿望的成功，常人喜欢得某一项工作的成就，钓鱼者希望能钓到鱼，这都是情的表现。

情之背后为理，理是相通的。又说，万事万物之所成，都有它成的道理，如源源而水流，水流则鱼生;根生而木长，木长则实生;君子情同而亲和，亲和则事生(指从事于共同事业)。这些愿望的成功，这些“鱼生”“实生”“事生”，归根到底，都是由“情理相合”所致。这就告诉人们：不论是普通人还是君主，都要做合乎情理和合乎规律的事。

《六韬》里又认为：作为君之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回答具备什么样品德的人可以当君主；二是君主本人在治国时应掌握哪些关节。

关于前者，作者说，从当时的历史大势看，天下由乱到治，由虛到盈，由分裂走向统一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实现这一趋势则有赖于寻觅到一位能博得天下人厚望的贤明之君。这样的国君应像上古时代的光，不把天下看成“一己"之物，而看成“天下人之天下”。书中说：“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实际上是作者通过回顾光舜盛世而寄托的一种政治情怀，希望以此为准则而能物色到一个善于统军治国的合适人选。这个人选不是别人，是周朝初年的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其中特别是姜太公，更为作者所赏识。《六稻》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出现，恐怕其與秘也在此处。

关于后者，作者指出，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应受到他的管理对象——豆民的约束，君主应从信念、人才和事业三个方面体现这个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说到底，这也是“君道”之真谛。

首先是信念。作者说，君主作为圣人，应建立一种始终不渝的信念，就是“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利益和实惠，也就是顺从天道(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这样做的结果，反过来可以使天下人都为君主所用。

他以钓鱼为例，说人君钓鱼;有三种钓丝，产生三种结果：细小的钓丝和小的鱼饵可以钩小鱼;中等钩丝和中等鱼饵钓中鱼;粗壮的钓丝和大的鱼饵钓大鱼。由此推论：既然鱼食了饵，乃为钓丝所车，为钓者所用;那么，人食了国家棒禄，也会心甘情愿地服务于君上。君主正是应遵循这个法则，以爵禄于人，人便可竭其力而用之。

其次是人才。假如君主决心做有利于国家的事，就一定要选用肯为国家和民众效力的贤才。这种贤才的标志是懂得爱民，能节制自己欲望和肯为天下老百姓办事。这样的人，能不用金银珠玉为装饰品，不以锦绣绮罗为衣衫，不看重奇瑰珍异的宝物，不使用玩好器品，不听淫靡逸乐的音乐，不粉饰官廷的墙垣，不用雕梁画栋为装饰，不剪除庭院草地，不以鹿裘御寒，肯于去吃粗糙的高粱米饭，饮藜藿粗菜的羹。总之，他能约制自己的心志，从事于以仁德化人的无为政治。当然，反过来又能同民众同喜同悲，“驳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

最后是事业。

无论是明君还是贤豆，都领把注意力倾注到事业上，这是《六韬》里反复申述过的观点。何谓事业，照书中的解释，主要是指增加社会财富，活跃社会经济生活和改善百姓们的生活，这是社会由乱到治，由兵戎相见到和衷共济的基础性措施。

为此，书中提出“人君无以三宝借人”，何为三宝?就是大农大工大商三种经济组织。即是说，假使为农者能聚为一乡，互助以耕耘，则野无旷土，粮食自然丰裕;为工者聚于一乡，相辅以工作，则工具互通，器具自然充足;为商者聚于一乡，有无以相济，则资财流转，货业自然充盛。如果进一步将大农大工大商三种经济组织规划不同区域各安其处，那么，普天下民众一定会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老百姓也不会东逃西审，社会趋于安定，政局也较为平稳。由此可知，重视发展经济的结果是人才盛而国力足，老百姓皆大欢喜。这叫“三宝全，则国安”。

从《六韬》里关于君道的论述，明显地反映出战国后期文化意识的特点：天道的衰微和人道的兴盛。作者与同时代的其他杰出思想家一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它的理想治国之道是，君能“同天下之利”，民能“戴其君如日月，菜其君如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