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格尊贵者和有诚心者，可以上达于天，下达于地，畅达于神明，而况于人。
兵之道
兵之道指的是对兵员的选拔、召集、训练和管理。在这些方面，《六韬》也力求探索其内在法則。
书中首先讨论了兵强之道。照它看来，欲求强兵，必无富国，这同孙膑主张的“强兵之急，在于富国”极相类似。书中说，善于治国的人，应重视百姓平时的生活，使百姓豢养其六畜，无失其时;辟其田野，无使荒芜;定其居所，无使杂处;丈夫治田有亩数，则粮食充足;妇女织红有尺度，则衣着富裕。这正是平时富国战时强兵的症结所在。如此去做，何愁兵员之不足。
兵员聚齐之后，应给子严格训练;训练的办法是行少后多，由小区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壮观。无论是军令的颁布与施行，士兵的起居与各种动作的养成，旌旗的指挥与节制及其变化方式，均领如此。书中用十分精练的语言论及将帅练兵规律：“故教吏士;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
至于对士卒的统御或管理，《六韬》一书奉行法家学说，认为其大莫过于信赏信罚。认为只有守信，才会使部下心悦诚服。书中说：“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又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它还强调，赏和罚，必须使周围人们能听得到，看得见，只要君主和将帅的信赏必罚施行于耳目所能闻见之地，那么，即使是耳目不能见闻的地方，也会受其感石而行善戒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信赏必罚不仅体现了法律的威严，也代表了一种人格的力量。
凡人格尊贵者和有诚心者，可以上达于天，下达于地，畅达于神明，而况于人。
《六韬》里对于信赏信罚的精湛论述，使人记起齐国大政治家管仲的名言：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可见，《管子》与《六韬》均认为，信赏信罚是使领导者或管理者实现其意志的重要手段。
战之道
前面说过的推荐贤人，选拔将帅，训练兵员，归根结底，仍是为了统军作战;而作战，又贵在懂得战争道理。什么是战争的道理，《六韬》里根据孙子提出的伐谋、伐兵并重的原则，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相比之下，对伐谋的论述似更具有特色。
在《文伐第十四》里，作者依据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丰富用兵经验，对孙子提出的“上兵伐谋”做丁极具有生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它列举十二项办法作为文伐(即谋略作战)的具体内容，至今读来仍觉脍炙人口。如一曰，对于敌方的君主应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以引发对方的骄狂自大心理;待对方得意忘形之时，可借机除掉(越王勾践在战败后卑事吴王是一适例);二日，收买与敌方君主亲近的人，代我进言，使对方君主听不得逆耳之言;长此以往，将造成偏执心理，最后自取灭亡(如赵王勾践贿赂吴国太宰伯嚭，使其在吴㺿前常进有关越国的美言以使其失去警惕);三日，送给对方君主以珠宝和美女，使之陷于淫靡之乐，不理朝政(越国把西施和郑旦送之于吴，王使其招来亡国之祸);四日，对敌国的重豆应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如收买其内豆(在内宫的豆子)，离问其外臣(在外统兵作战的豆子)，使其两相猜疑，互不信任，使统治集团陷于分裂(战国时期燕国与齐交战，齐国大将田单厚贿燕惠王近臣，尽出谗言，使燕王误将在外作战的乐毅罢黜，导致了即墨之战中燕败齐胜);五日，采取捧杀政策，故意在敌手面前装出顺从的样子，使其疏于戒备，结果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如隋朝末年，李密与李渊同肘起兵，原本属狭路相逢，各不相止，但李渊卑群以待，不但表示愿同李密結盟，而且推其为盟主，最后趁李密疏忽时取而代之);六日，尽量封锁敌方君主的耳目，使其难以获悉自己一方的真实情况，发生错误的判断，招致失败。
如此等等。总之，在《六韬• 文伐》里贯穿着一个根本性的思想是先示以弱，迷惑对方，继则精心设计与制造种种假象，最后由弱转强，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这种惯于以假象诱骗对方的办法，也就是书中说的：“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不举例说：凡鸷乌将击必先低飞而敛其双翼;猛兽将搏，会预先俯伏而垂其两耳;圣人将有所动，也要显出愚人的形色。唯其如此，才使得对方不易觉察。《六韬》里对制造假象及其效应的分析与刻画，真可谓人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