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具有整体直观性和模糊含混性、变易和谐性与封闭保守性并存的特点

从哲学思维的二重性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深深地打上了辩证法的印记。

总的来说，它具有整体直观性和模糊含混性、变易和谐性与封闭保守性并存的特点。

整体直观性和模糊含混性。中国哲学注重整体直观，把整个世界，天地人都看作一个整体、一个总系统，把人类社会也看成一个整体系统。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和五行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西汉初，董仲舒将它统一成一个整体。

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哲学有天人相合和天人相分两种观点，但天人合一始终是主流，相分的最终归宿也还是合一。王夫之说，“天之天”与董仲舒“人之天”，虽然“离形异质”，“不可强合”，从实体到内在本质都不一样，却可以“相继”“相合”为一个统一整体：“天之天”可以转化为“人之天”，人还可以“造命”“相天”“胜天”，即可以人化，认识它，改造它，超越它。基于此种整体观，中国哲学倾向于从宏观的角度，用内省直观的方法去把握客体，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生，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境界。儒家主张“内省”，镇独。

孔子有“吾日三省乎吾身”，孟子有“尽心”以知性、知天，荀子有“虚壹而静”以“解蔽”，这条主观内倾的认识路线，把道德修养和认识活动视作一事，看作是追求至善至美人格境界的手段;道家主张“玄监”、体道，老子的“不出户”不窥牖”，庄子的“坐忘”“心斋”;玄学家的“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把它看作是追求一种酒脱自大无为境界的手段;佛家的直指人心，机锋棒喝，顿悟成佛，把亡看作是追求涅樂境界的手段，都是这种整体直观性的突出表现。这种世界观和认识论，具有极其丰富的辦证法因素，在现在仍然具有极重要的伦理认识和审美意义，闪烁着夺目的智慧光芒。

但同时，整体直观又带来了模糊性和含混性，妨碍了思维向精确化、理性化的转换。

中国哲学认识论有一种主客不分的倾向。表现之一是整体直观妨碍了思维的精确化。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往往满足于对世界作整体的观察，对尚不清晰的世界图景，主体则往往用感性经验，用内涵含混、具有极大包容量的命题水加以填补，作为解答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等一切问题的方程式，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但正如阿玛地所说：“能够回答一切的方程是什么也回答不了的。”它实际上并不能揭示世界的奥秘和本质。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联系，有时甚至不惜用幻想、臆测加以把握。战国时屈原在《天问》中饱酶诗人的激情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但问题本身只是一种整体直观，且缺乏具体分析和明哳的见解。

表现之二是直接以主体代替客体，将客体主体化，妨碍了思维的还原分析。

在中国哲学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就是认为客体就是主体，把认识客体转换成认识主体。《中庸》的“不诚无物”，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程朱的“心即理”“性即理”，陆王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物”，就是直接把主体对自身的直觉情感、心理体验赋子外在的客观对象。这是用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代替对客体对象性的认识，使之缺乏一种向外拓展的面向客观世界的品格，妨碍了还原分析性思维的产生和发展。

表现之三是整体直观代替了思维的理性化。这就是通过对世界整体的直观领悟，而不是通过概念分析和语言表达把握对象和认识真理。简言之，重意会而不重言传。如《中庸》“诚”的功夫，孟子“尽心”的功夫，朱熹求“豁然贯通”的功夫，陆象山、王阳明“发明本心”“致良知”的功夫，老子“涤除玄鉴”的功夫，庄子“心斋”“坐忘”的功夫，王弼“得意忘象忘言”的功夫，禅宗“直指人心”的顿悟功夫和“扬眉瞬目”“手足运奔”的棒喝功夫，都带有这种非理性化的色彩。

变易和谐性与封闭保守性。中国哲学认为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这样一种趋势，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