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得失决定于君主是否以民众的吉凶为吉凶，以民众的忧惠为忧患

《系辞》指出，《周易》这部书，之所以能开通天下的思想，成就天下的事业，是因为它能明于天之道，而祭于民之故”。所谓“明于天之道”，是说对自然规种有着深刻的了解：所谓“察于民之故”，是说对民众的忧惠安乐有着切身的体察。就自然现象而言，天地万物在阴阳规律的支配之下，相互代存，流转变化，生生不已。就社会现象而言，情形亦复如此。君民之问，相互依存，结为一体。如果不能休察民情，制定出符合民心的政策，这就根本不可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易传》由此而树立了一个评价政治得失的确定的标准，即“吉凶与民同患”。吉为政治之得，是政治的成功。凶为政治之失，是政治的失败。政治的得失决定于君主是否以民众的吉凶为吉凶，以民众的忧惠为忧患，也就是说，应该根据民心的向背来评价政洽的得失。

关于君臣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结为一体，尽管君居尊位，臣处卑位，君为主导，臣为从属，但却是按照刚柔相济 、阴阳协调的原则结成一种和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共同体有如人之一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相亲相辅，互助合作，君主不可垄断权力，专制独裁，而应该委贤任能，信任臣下，臣下也不可结觉营私，侵犯君权，而应该尽力辅助，志匡王室。这是一种君臣共治的思想，而与法家的那种绝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判然有别。

《易传》根据阴阳哲学的原理，把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统一，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但是，《易传》并不像法家那样把这种对立绝对化，主张君主必须站在臣民的对立面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控制，而是认为君主应该从对立中看到统一，把求同存异奉为指导政治的根本原则。睽卦蛋离上兑下，高为火，兑为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象征事物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一面。《彖传》解释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象传》解释说：“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这就是说，天地、男女、万物虽相反而又相成，处理政治领域的君民、君臣关系，应该遵循这条支配宇宙的普遍规律，善于发挥二 者之问的相反相成的作用。

按照这个看法，凡是加强君民、君臣的依存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统一的政治，就是成功的政治，反之，凡是破坏这种依存关系，使二者形成对抗局面的政治，就会身不保而国不安，是失败的政治。由于这种依存关系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政治的得失，所以君主和臣民都应该以大局为重，根据一体化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这种关系不受到破坏，特别是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君主更应该如此。比如《乾卦•上九》：“亢龙有悔。”《文言传》认为这是君主破坏了依存关系的一种错误的行为，严厉遣责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铺，是以动而有悔也。”乾卦上九爻是由九五发展而来。九五飞龙在天，以龙德而居尊位，守持中道，行为不偏，深明相互依存之理，故上应于下，下从于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君主与臣民结为一体。但是上九却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急躁冒进，刚復自用，不以中道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得权力脱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和贤人的辅助，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宴人，这就必然会走向反面，动而有悔，落得个灭亡的下场。

为了纠正“亢龙有悔”所造成的偏差，《易传》吸取了道家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的思想，主张君主应该奉行谦卑的美德，以加强君主对于臣民的依存关系。《谦卦 •彖传》说：“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谦卦继大有卦之后。《序卦传》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为有大而不自居之义。君主虽拥有广士众民，掌握最大的权力，但惟有自处谦卑，甘居人下，才能争取到臣民的支持和辅助，事事享通，保持其尊贵光荣不可踰越的地位。《老子》六十六章曾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易传》所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都是恶盈而好谦，是和道家的这个思想完全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