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哲学——《周易》中的义利理欲之辦 利与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义与理是人的社会属性

阴阳哲学——《周易》中的义利理欲之辦

利与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义与理是人的社会属性。《易传》既然认为人性同时包含着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彼此不存在矛盾，所以也把义和利、理和欲看作是统一的。

《乾卦•文言》：“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这是《易传》关于义利关系的经典式的表述，历代易学家对此做了很多解释，阐发了不同的理解。朱熹曾说：…‘利物足以和义’，此数向最难看。”“伊川说‘利物足以和义’，觉见他说得糊涂。如何唤作和合于义?”“苏氏(老苏)说“利者义之和’，却说义惨杀而不和，不可徒义，须着些利则和。如此，则义是一物，利又是一物，义是苦物，恐人嫌，须着些利令甜，此不知义之言也。义中自有利，使人而皆义，则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自无不利，非和而何?”(《朱子语类》卷六十人)朱熹不满意程顾的解释，批评了苏洵的理解，而对自己“义中自有利”的说法又不完全自信，认为“此数句最难看”，说明《易传》的这两个命题，文约义半，要想全面地把握其中的意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人俞琰试图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做了一个较为详尽的解释。他说：“利与义皆训宜。利自义中来，义安处便是利，非义之外别有利也。大凡利于己不利于物，则为悖于义而不和，岂所宜哉?盖唯利物而不以己害物，则足以和于义而不悖，斯得其宜。故日‘利物足以和义’。”“利者，宜也。利而无有乖戾，故曰°义之和’。

“君子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也”(《周易集说》卷二十六)。这种解释实际上是沿袋了程朱的恩路，认为“义中自有利”，表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倾向，并不符合《易传》的本义。就原文的本义而言，《易传》是用义利互训的方法，，认为利就是义，义就是利，凡是行事得宜而合乎义的行为必然能给人们带来利益，凡是能给人们带来利益的行为必然合乎义的规范。因而《易传》的这个思想同时包含了道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两种倾向，一方面把利归结为义，另一方面又把义归结为利，不完全同于儒家，而与墨家有着很大程度的类似。儒家都是重义而轻利的。

比如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认为：“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己矣。”(《孟子•染惠王》)儒家把承担道德义务、履行伦理规范置于首位，反对计较功利。墨家恰恰相反，把功利的目的置于首位，认为判断人的行为是否正当，重要的标准是看这种行为是否于国家百姓有利。《墨子 •经上》说：“义，利也。”这个定义是和《易传》的思想相吻合的。后世的儒家学者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片面地强调道德义务论的倾向，忽视或者排斥功利主义的倾向，所以在解释《易传》的这两个命题时，总是失之于偏，不能全面地把握其中的意蕴。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易传》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渊源于《易经》。《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属于巫术文化范畴。卜旅巫术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人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手是通过卜旅来进行预测，做出估计和决定，判断行为的标准在于是否达到预定的功利目的。因此，《易经》的卦交辞，其用在告人以休咎，而且着眼于功利对休咎有着极为精确的计算。据高亨先生研究，《周易》一书，所用表示休咎之字凡七：日利，日吉，日吝，日厉，日悔，日咎，日凶。利者，利益也;吉者，福祥也;吝者，艰难也;厉者，危险也;悔者，困厄也;咎者，灾患也;凶者，祸殃也。吉与利均表示其有好前途，好结果，属于“休”之范围，两字之含义不殊。音、厉、悔、咎、凶均表示其有坏前途，坏结果，属于“咎”(广义)之范围，五字之含义有差异。具体说来，答(狭义)比悔为重，比凶为轻。

悔乃较小之困厄，凶乃巨大之祸殃，咎则较轻之灾惠。(见《周易古经今注•吉吝厉悔咎凶解》)《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虽然把《易经》的巫术文化转化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人文文化，但是，巫术文化中的那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恩想倾向，却是完全继承下来了。《易传》反复强调，《周易》是一部指导人们趋吉避凶的行为参考书，而行为之是非得失则根据行学所带来的后果来判断，为了判断准确，应该对利害做出精确的计算，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系辞》说：“《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答者，善补过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损以远害，益以兴利。”